从妖怪化物到宝可梦——专访《日本妖怪化物史》译者王子豪(4)
2024-01-14 来源:旧番剧
宝可梦图鉴是百鬼夜行绘卷的当代翻版,而它们满足的是人类对于未知的同一种想象需求和解释欲望——妖怪,在这里被设定为由数据填充的形象。正如不知谁编造出“河童”这一形象之后,日本各地自发涌现出关于河童的传说,不同的时代叠加、不同的故事版本流变、不同的衍生-应用-再加工,甚至在全世界广为传播后纳入异国文化的二次创作,“河童”作为人文科学的符号脱胎诞生为一个典型的“妖怪”。宝可梦在当代世界引发的无数同人文、二次创作、二次设定、插画,乃至玩家用物理引擎自制的宝可梦开放世界,都是遵循着同样的逻辑在创制“妖怪”。根据日本思想家大塚英志1989年提出的物语消费论,这种基于“设定”的自发劳动本质上是异化的消费,这正是当代社会文化产业的一种特征。设计者在元叙事维度上的留白,将会诱使消费者自发进行等同于“无偿劳动”的消费。
而具有深厚民俗传统的“妖怪”正适合作为这种消费文化的形象来进行推广。因此,我认为上世纪末开始的妖怪热至今不曾退潮的原因,既在于妖怪文化本身的丰富性,又在于1990年代以来的文化机制处于这样的数据导向阶段。无独有偶,西方的吸血鬼、人造人、克苏鲁在文化产品中的盛行,也许是同样的原因。
冯周:“吸血鬼”是这一代西方青少年普遍迷恋的对象,这当然要归功于《暮光之城》系列所引发的热潮;如若要对标一下,在日本文化中寻找类似高贵有力的角色的话,或许是“天狗”。但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西方流行文化试图在吸血鬼身上找寻人性来阐明“爱”之何为,但日本流行文化中的“天狗”,特别是《有顶天家族》中,会更展现他们那“非人性”的那一面,可以拿喜欢的狸猫小哥的爸爸做火锅。这种想象的分野是否和自身文化的一些更深层级的逻辑相关呢?
王子豪:没有做过相关考证,我不敢乱讲,只说说我个人的片面感受。您所说的“非人性”或许就是福柯在《疯癫与文明》的某个角落对“怪物”所下的定义:怪物是用来容纳人类的非理性的范畴。吸血鬼这种不容于白日的绝望生物被现代作者用来阐明“爱”,同样地,森见登美彦的狸猫一家,热闹喧吵,烧嘴烫牙,仿佛是在给太平盛世中的迷惘灵魂传达:非理性不只有被处置的、冰冷的疯癫,也有闹哄哄的浪漫。而京都妖怪的设定把这种浪漫延长了千年之久。我觉得这个故事浪漫得不得了,也残酷得不得了。
这种想象的分野也许是被森见登美彦挚爱的“京都”决定的。京都是《有顶天家族》的故事舞台,我对这座城市的印象是三步一神社,五步一佛寺,寺庙有如雨后的山中蘑菇一样多。佛教六世纪传入日本,至奈良朝,因果报应的佛教思想已经在民间文学中开枝散叶。平安朝末期的《今昔物语集》中写了许多发生在京都的妖怪故事,鬼的残酷和非人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凸显人世无常的佛理。在这些妖怪故事中,京都既是王朝时代末期秩序犹存的王城,又是展露污浊世相的罪城,妖怪与佛理的文化契合带来非常鲜活的美感。森见登美彦笔下残酷的“狸猫火锅”,我想是对这种京都风流的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