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朗和爱丽丝的娃一定有音乐天赋？”—这话真有科学依据呢(3)

他们发现，后两个基因分别与受试者在测量口头和图形创造力的分测验中的表现相关。相比之下，第一个基因令人失望，与研究中使用的创造力指标没有任何关系。在这三个基因中，没有一个与智力测验结果有关联，并且在研究中使用的创造力测验结果和智力测验结果之间，仅有中等程度的相关性。这使这两个概念的关系以及研究它们所使用的方法更令人费解了。在斯德哥尔摩的卡罗林斯卡研究所，一个研究小组在进行了多次发散性思维测验后，也发现D2受体与创造力相关。他们的报告显示，创造力分数与丘脑（一种由大量与新皮层密切互动的神经核组成的皮质下结构）中D2受体的密度之间呈负相关。
还有几项研究关注音乐创作能力的遗传基础。其中一些研究表明，特定染色体与音乐创作能力的必备条件之间存在明显联系，如绝对音高。有趣的是，这些联系在不同人群中有所不同：在欧洲血统的受试者中，8q24.21染色体的遗传作用最大，7q22.3、8q21.11和9p21.3染色体也有一定作用，但小一点；而在东亚血统的受试者中，只有染色体7q22.3能够遗传这种天赋。40一个芬兰神经科学家团队研究了音乐创作能力的遗传基础，他们将音乐创作定义为受试者自述的音乐创作、改编或即兴创作。他们发现，音乐改编能力与16号染色体有关，作曲能力与染色体4q22.1相关。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一个以色列科学家小组发现，创造性舞蹈表演与AVPR1a和SLC6A4基因多态性有关。
还有更多这类将各种创造力与特定基因联系起来的研究。我可以继续描述下去，总的来说，我发现关于创造力的遗传基础的研究既充满希望又令人泄气。充满希望是因为每个研究结果都很有趣，并且因为这种研究数量庞大，它们可能迟早会带来重大突破。令人泄气则是因为，迄今为止，还未能实现什么重大的突破。
这可能有几个原因。一些原因与如何定义创造力有关，因为各个研究所采用的检验创造力的方法常常比较随意和狭隘，没法证实它们与现实生活中的创造力有关。正如我们在本书第2章中对创造力的解构所表明的那样，创造力是一种派生的而非原生的认知特性，它依赖一些潜在的、更基本的认知和神经特性及其相互作用。此外，通往创造力的不同途径可能是相互作用的各种属性以各种比例进行各种组合的结果（喜欢矛盾修辞法的读者应该可以毫不费力地接受“派生性创造力”的概念）。值得注意的是，控制多巴胺受体的一些基因与创造力有关，也（直接或间接）与追求新奇性有关；之前讨论过的“创造性舞蹈基因”AVPR1a也与社会行为有关。追求新奇性和亲社会行为都是本书前面的第2章中列出的创造力的基本先决条件。直接寻找创造力的遗传基础比较困难，但创造力更基础、更广泛的认知先决条件的遗传基础可能更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