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阳鼙鼓动地来：安史之乱的长恨悲歌(3)

李林甫党羽、户部侍郎萧炅的文字水平很差，曾当着张九龄心腹中书侍郎严挺之的面，把“伏腊”读成“伏猎”。严挺之表示朝中不能有“伏猎”侍郎容身之处，张九龄遂把萧炅贬为刺史，而李林甫托以他事诬告严挺之倚仗张九龄撑腰干预司法。玄宗大怒，在牛仙客事件仅过四天后将张九龄罢相，擢升李林甫为首辅宰相，牛仙客则任工部尚书并拜相。
在这次人事斗争中，张九龄提出“文学”标准，李林甫提出“才识”原则，各执一端，反映了当时官员尤其是“文学”派官员的素质缺陷。
张说、张九龄虽是“文学”出身，但他们久经考验，拥有突出的经世才能。张说出将入相，对政治军事都很熟悉；张九龄“文学政事，咸有所称”。但他们提拔的文士，起草诏书还算在行，理政能力比较缺乏。此时的唐朝，政事日益繁杂，边境形势日益严峻，玄宗迫切需要加强对全局的掌控，提高财政汲取能力，应对周边民族集体崛起的挑战。“文学”派根本无力处理这些事务，这是玄宗执意提拔牛仙客、在用人上完全倒向“吏治”派的深刻原因。
被贬后，张九龄写下十二首《感遇》组诗，明面咏物，实则吐露心境。其一用“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比喻贤人君子洁身自好，进德修业只是尽人臣本分，非求富贵利达；其四用“孤鸿海上来，池潢不敢顾；侧见双翠鸟，巢在三珠树”，以孤鸿自况，以双翠鸟喻李林甫、牛仙客，“侧见”一词颇显二人气焰熏天，令人侧目。
开元二十八年（740）春，张九龄去世，“文学”派彻底失势。李林甫“条理众务，增修纲纪”，帮助玄宗继续构建集权型政治体制，同时大刀阔斧改革经济、军事、法律制度，助推开天盛世最终形成。
但“吏治”派推行改革只从一隅一处着眼，不如“文学”派善于从全局着眼，导致节度使制度等改革走过了头。而且“吏治”派一切唯玄宗旨意是从，从不敢抗拒李林甫任何指示，不如“文学”派大臣敢于直言极谏。以致玄宗全面起用“吏治”派后，改变了和宰相共商国是的集体决策方式，遇到问题就任命官员组建单独办事机构，越过宰相直接对玄宗或李林甫负责，权力完全集中到二人手中。
唐玄宗听到天空飘来四个字——“圣寿延长”
开元二十五年（737）四月二十一，玄宗为了立寿王李瑁为太子，不顾张九龄强烈反对，在李瑁母妃武惠妃撺掇和李林甫支持下，逼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琚自杀。一日杀三子后，玄宗有所清醒，听取高力士建议，为避免李林甫与东宫勾结，以立嫡以长为由排除李瑁，于第二年六月初三立三子李亨为皇太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