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见悬崖底下不停撞击海岸的波涛声｜第一人称(8)

那是我在摩洛哥第一次被人叫“Corona”。后来，几乎每天都会遇到无知小孩走过我身边时做个鬼脸嘟囔一声“Corona”，渐渐地习以为常了。在摩洛哥，我像同时经历着两段旅程，其一是自己的行程，另一段则是我正在阅读的《遮蔽的天空》里两位主人公波特和姬特在北非的冒险，他们的经历远比我艰苦、危险。随着情节一页页地展开，两人逐渐深入撒哈拉沙漠，旅途越来越险象环生。小说进行到三分之二时，波特不幸感染了致命的流行性病菌，没能活着走出大沙漠，而活着的那位必须挣扎着独自面对前途未卜的命运。读到这里，我觉得鲍尔斯的小说跟2020 年大流行病的现实好像有了某种关联。
正式遇见保罗·鲍尔斯的幽灵，是在麦地那迷宫深处，两百年前建立的美国驻丹吉尔公使馆。美国独立后摩洛哥苏丹国是最早承认美国的外国政权，这座公使馆在1956 年摩洛哥独立后退役（在首都拉巴特新建了美国大使馆），目前是唯一位于美国本土以外的美国国家级历史名胜。公使馆辟出几个房间专门纪念鲍尔斯，展出他的打字机、行李箱、电子琴、3.5寸个人电脑软盘等遗物，广播里播放着他下乡搜集录制的摩洛哥柏柏尔民间音乐。鲍尔斯年轻时跟谱写《阿帕拉契亚之春》等名曲的美国作曲家亚伦·科普兰学过音乐，两人1931 年在格特鲁德·斯坦因建议下结伴来到丹吉尔，科普兰对这个地方没有好感，鲍尔斯却是一见钟情。我一见到鲍尔斯用过的那几个老式旅行箱，立刻想到电影《遮蔽的天空》，约翰·马尔科维奇和黛博拉·温格扮演的波特和姬特，初到北非，坐在一堆行李当中，你一言我一语：
“我们是旅行者，不是旅游者。”“旅游者是那种刚出门就恨不得马上回家的人。”“旅行者呢，可能永远没有归途。”这几句台词和原著里的表述略有出入，但意思没变。我记得小说里还有这么一句：“旅游者和旅行者的另一重要区别是，前者对自身的文化全盘接受、不加质疑，而旅行者不一样，会不停地拿本国文化与其他文化进行比较，摈弃他不认同的那部分。”光凭这句话，我已经把鲍尔斯引为同道之人。
然而，《遮蔽的天空》读到后三分之一时，回想小说开头关于“旅行”“旅游”的讨论，我却感觉到了苦涩的反讽味道。波特显然骄傲地自认为是“旅行者”不是“旅游者”，他敢于拥抱陌生的文化和危机四伏的旅途，旅行这个行为无疑是他抵抗乱世、逃避时代和文明之困境的一种努力。但无论波特，还是远远不如他勇敢的妻子姬特，在精神上都没有归宿，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陷入虚无和毁灭。保罗·索鲁在《海格利斯之柱》里称鲍尔斯是20 世纪“最后的流亡者”。在当今喷气式飞机全球旅行的时代，移动变得很容易，鲍尔斯却留在了丹吉尔。所有其他到过丹吉尔的文人，包括在文字里塑造过“区际城”的巴洛斯，都只是过路者，唯有鲍尔斯成了丹吉尔的文学坐标。鲍尔斯从不认为自己“选择”了丹吉尔，他更倾向于东方宿命式的解释：这是天意。鲍尔斯与“垮掉的一代”始终保持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