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狄马加：人类只要还存在，诗歌就不会消亡｜纯粹现场(6)

而吉狄马加的《雪豹》就引入了世界性文化话题，生态问题具有总体性质的形而上介入、人类总的危机感、生态破坏、机器文明对自然的破坏等等后现代性的当代话题出来了。而聂鲁达那个时代，前期现代性展现的更多是推动的、进步的力量。《雪豹》这样的长诗，对人类生态改变的话题，在吉狄马加的这首诗里有淋漓尽致、高瞻远瞩的触及。他这首诗获得了一个生态文学的、在世界上有广泛影响的大奖。他对聂鲁达的漫游传统有一个推进，将早期现代性推进到当代性。
我现在谈另一个问题。吉狄马加长诗所呈现的漫游传统、赞美传统，这个传统在二十世纪几乎没人碰。我那天在武汉就对说吉狄马加说，作为一个诗人你真是一个吃了豹子胆的诗人，现在有谁还敢用这种语言写长诗？因为现代主义诗歌有很重要的一个特质，处理藏污纳垢的现世成分，处理反讽语境，吉狄马加却不这样写，他呈现赞美性的、高音声部的诗意，但又不是宣传性的。赞美与颂歌体，是长诗写作一个特别重要的传统，一般诗人不敢碰，二十世纪以后吉狄马加逆流而上，他要保持赞美保持希望，比如在处理病毒这样令人绝望的东西他也坚持诗意的开阔、坚持人类希望的总体推进，这从长诗写作的角度是成立的，它的当代性就在那放着，又采用现成语言，这个矛盾很有意思：处理前所未有的材料，但动用现成语言。
我想，这是不是跟吉狄马加诗歌文本后面那个写作者、那个主体性是什么有关？比如同样写长诗的，惠特曼的主体性很简单，一个人就是所有的个人，是民主共同体的、一人一票的，可以隐去身份，一个完全不识字的人和一个大学教授都是一人一票，一就是一，《自己之歌》。聂鲁达长诗的自我，主体性是肉身性的，他本人在拉美大地上漫游，其写作主体具有自传意义，把自我的肉身性、日常性都写到主体性和人民的接触和世界的关系里面去了。
但是马加写作后面的主体性跟他们不一样。在武汉讨论的时候我谈到他有一个代言人的身份，所以我为什么说他是文明诗人，他代言彝族这个种族，但他二十几岁就从成都到北京，进入文学体制的领导层，所以这里面的某种双重的、多层叠的主体性非常有意思。中国历来有官员写作传统，古代几乎所有的大诗人都是官员，他们的写作含有体制内的性质：某种阅尽沧桑的眼光、胸怀、总体视野，将行政生涯转化为感悟，转化为复杂诗意，这么一种写作性质。吉狄马加的主体就现代性而言，跟他们有相似之处，但又不大一样，出现了另外的层面。马加半生的时间在体制内度过，又怀着彝族的起源，语言用的是汉语，有一部分是现成语言。现成语言很难用，比如毕加索对现代艺术伟大贡献的很大一部分，就是他处理现成品，杜尚也是，当代艺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能量可以转化现成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