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宿白先生｜李崇峰：宿白与中国佛教考古学(10)

1998年，北京大学经历了百年校庆，宿先生彼时心情相当愉悦。校庆后，先生曾写过一幅字：“中国佛学对外来佛典的阐述不断有创造性的发挥，形成中国独有的理论体系。中国佛教艺术同样发展出符合自己民族精神特色的各种形象，需要我们进一步清理分析和深入探讨。”实际上，宿先生在书写时并没有“分析”二字，等到赠予我时，先生觉得还应加上分析，最后以铅笔补入。这幅训条一直指导我此后的佛教考古工作，尤其是关于中印佛教艺术的比较研究。也是校庆后某一天，晚上我向先生请教完后陪他沿未名湖边小道散步，走了一圈之后，先生说：再走一圈吧。我们边走边聊，后来谈到了二陈（陈寅恪、陈垣）。先生说百年树人，不太容易再出现二陈了。我当时年轻，就说：像您这样的考古学家是断前的，能否绝后难说，但恐怕百年之内不会再有。稍停片刻，先生突然说了一句：
“你以后写文章、发表东西要谨慎，别忘了你是我的学生！”

宿白先生题字2001年6月18-24日和12月22-25日，我在半年内两次陪同宿先生前往南京栖霞山考察。其中，6月18日在北京-南京的飞机上，先生对我说：这次去南京，主要是帮助他们做栖霞山千佛崖考古报告，我们自己不写东西。他向南京文物局等单位的同仁说：我们这次来，就是帮助大家尽快完成栖霞山千佛崖的正规记录并整理出考古报告。先生向人介绍时，说我是他的助手，这既让我受宠若惊，也使我惶恐不安。为了这部报告，我代表先生十年间赴南京栖霞山十几次，迄今没有专门写过栖霞山石窟的文章，尽管考古记录和报告中的不少内容都是我先口述、当地同行记录完成，所有千佛崖窟龛的测绘图也都经过我修改。2004年9月，为了实施龙门石窟擂鼓台区考古报告的组织，宿先生率领我们赴龙门石窟，按照他规划的课程全面培训“石窟寺考古报告培训班”学员。
他不仅具体讲解石窟寺考古报告工作的各项程序和必须严格遵循的学术规范及原则，而且特别强调：“档案工作是国家文物局对国保单位的基本要求，因为它既是本单位其他工作的基础，也是保护本单位重要文物的一种手段，它是为物质文化特别是地上遗迹残损或破坏后复原提供翔实资料，但目前还没有哪个单位能够真正完成全面系统的档案工作。石窟寺是地面上的、重要的古代文化遗迹，是中国历史考古重要遗迹的一部分，因此石窟档案和考古报告都应当按照档案的内容和考古的要求来编写。龙门石窟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后，其首要的、最基础的学术工作应当从石窟寺档案做起，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洞窟考古报告的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