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宿白先生｜李崇峰：宿白与中国佛教考古学(8)

从这篇文章看，你的确有了改行的基础了，而且基础还较深厚，但还需要锤炼。宿白 1989/8/5
从这封信可以看出宿先生对学生的爱护和培养，应该说先生的要求是严格的。这是我第一次学写考古论文。先生意在我们初学写作时，一开始就要把方法搞对，路子走正，尤其要弄清考古学论文中“手段”与“目的”之关系。这种训诫，我将终身受益。在先生的指导下，我最后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晚期洞窟的分期与研究》。我常常对人说：因为我天资愚钝，可能是门人中被先生训诫最多的一位。我后来陆续写就的论文，都曾得到本师教诲，其中《佛寺壁画与天竺遗法》应是先生帮我审阅的最后一篇文稿。如今斯人已逝，余音在耳，精神永存。
1986年8月至1987年1月，我们佛教考古研究生班在宿先生和马世长老师带领下到宁夏固原须弥山石窟做考古实习。先生在那里住了近十天，每天白天带领我们到洞窟考察，晚上还要检查我们的日记。因为是第一次随先生考察石窟寺，在洞窟现场所做笔记潦草，一听先生说晚上要检查笔记，想赶紧誊抄一遍，无奈还是没有按时抄完，反倒被先生批评一顿。他说：笔记是给自己看的，又不是展示，只要写清楚就可以了，没有必要浪费功夫再誊抄一遍。这次实习，为我以后学习和从事佛教考古打下了坚实基础。
1988年7月，我和李裕群等完成响堂山石窟的考古调查。回京后，宿先生安排我和李裕群分别撰写响堂山石窟研究史和南响堂石窟新发现窟龛的调查简报。因为当时我已毕业离校，无法去北京大学图书馆查阅资料，先生便把他自己的借书证给我并专门给校图书馆写信，申明查阅资料原因。他说要仔细阅读1936年《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第七卷第四期刊发的马丰文章，即《赴磁县武安县南北响堂寺及其附近工作报告》。当时先生所说马丰文章刊载的期号几无差错，要知道他1957年以后再也没有阅读那篇文章，其记忆力真是惊人。
1986年，宿先生为佛教考古研究生班讲授云冈石窟研究史及未来考古工作时，殷切期望尽早出版中国人自己撰写的云冈石窟考古报告。1988年7-9月，国家文物局与北京大学在大同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联合举办“首届石窟考古专修班”，参见该班学习的有来自新疆、甘肃、陕西、宁夏、山西、河北、河南、四川、广西等石窟寺保护和管理单位近三十名学员，办班目的就是为我们自己编写中国石窟寺考古报告，尤其是云冈石窟考古报告做准备。为此，宿先生对专修班的筹办和教学安排提出了具体意见，全部课程分作中国石窟寺、印度与中亚佛教遗迹、中国佛教史和石窟寺测绘四部分，邀请马世长、丁明夷、晁华山、许宛音、业露华和王树林分别讲授相关课程，我和李裕群及邢军参与教学辅导。宿先生专门讲授了《中国石窟寺考古》，我也受命介绍“有关中国佛教考古的西文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