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宿白先生｜李崇峰：宿白与中国佛教考古学(6)

中国的“佛教考古”学科是宿先生首倡的，它的英文对应词应为Buddhist archaeology。佛教考古的对象，主要应包括二类、三项内容，即第一类遗迹（地面佛寺遗址和石窟寺遗迹）和第二类遗物。第一类遗迹中的地面佛寺，包括古代社会各阶层舍宅而建的“住宅型佛寺”和按照流行模式新建的“独立型佛寺”两种。前者乃帝王将相、郡县官吏及富贾大族为了宗教信仰，捐献自己名下豪宅或花园作为佛寺并加以适当改造，即文献记载的“舍园为寺”或“舍宅为寺”，如北魏城阳王徽“舍宅为寺”；后者系独立营造的地面佛寺，由于是辟地新建，少受或不受固有地物限制，在规划设计上可以充分体现佛教经、律及四众各种宗教行为的需求，因而受到了社会各阶层信徒的青睐，如北魏洛阳永宁寺。至于在河溪旁依山靠崖开凿的石窟寺，既是对地面佛寺的模仿（an imitation of buildings constructed in timber），也可视作同时期砖木结构或泥笆草庐之寺的石化形式（petrified versions of the contemporary brick-and-timber or the humbler wattle mud-and-thatch structures）。
这点在印度和中国早期石窟，尤其是古龟兹石窟中反映得颇为显著。第二类遗物，含盖范围非常广泛，主要有佛教造像、经典和佛教用具。其中造像既包括地面佛寺和家庙内供养、礼拜或奉献的单体雕塑、画像和造像碑，也包括顶礼膜拜的小型金铜佛教造像；经典主要指古代写经、印经和镌刻在岩石上的石经，如响堂山石窟刻经；而佛具所包含的范围更广，除了袈裟、钵、锡杖、如意、麈尾之外，梵钟、磬、幡、香炉、华盖以及其它法具都属于佛教用具，尤其密教用具颇为复杂，如消除烦恼退治疑惑的金刚杵和为唤醒众生佛性而鸣的金刚铃等。
虽然中古时期营造的地面佛寺数量庞大，但现存九世纪以前或已发掘出土的古代寺院遗址却很少，现存遗迹只是早期佛寺中最重要的主体建筑物—佛塔，而各个时期佛寺独有的标识物——大型佛像则多已残毁，故其重要性远不如第二项。中国石窟寺是中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佛教遗迹，广泛分布于新疆、中原北方、南方和青藏地区，开凿时间约始于公元后三世纪，盛于五至八世纪，最晚的可到十六世纪，真实地记录了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情况，提供了认识中国文化传统的一种独特的见证与担当，是中国最重要的文化遗产。因其在历史、艺术和科学方面“突出的普世价值”（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OUV），已有敦煌莫高窟、重庆大足石刻、洛阳龙门石窟、大同云冈石窟和四川乐山大佛被列入联合国世界遗产名录。2014年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中国三国联合申报的世界遗产“丝绸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