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宿白先生｜李崇峰：宿白与中国佛教考古学(7)

起始段和天山廊道”，更包含陕西彬县大佛寺、甘肃麦积山和炳灵寺、新疆苏巴什遗址和克孜尔石窟群。因此，中国佛教考古的主要内容虽然包括三项，但迄今学界关注较多的是第二项。
1998年，宿先生在《我和中国佛教考古学》中写到：“佛教遗迹以建筑构造的不同，可分寺院遗迹和石窟寺遗迹；以地区和派系分，主要是汉地佛教遗迹和藏传佛教遗迹。文化大革命前我着重的是汉地的寺院遗迹；文革后，逐渐扩展重点范围，既包括了石窟寺，又包括了藏传佛教遗迹，因而产生了应当考虑较全面、较系统的中国佛教考古学的想法。考古学是以调查、发掘为手段，强调实践的学科，中国佛教考古学也不例外。调查、发掘，强调实践，就是以理清遗迹演变的过程为基础，然后再结合文献，进一步分析遗迹的性质和历史。对寺院遗迹是这样要求，对石窟遗迹也是这样要求。”
作为“北大教员”，宿先生倾注毕生精力于教育事业，一直重视学生的培养，从1959年开始招收魏晋南北朝考古和隋唐考古方向的研究生，为此花费了大量心思和精力。其中，宿先生以“佛教考古”之名招收的研究生共二次。第一次（1978年）录取许宛音、晁华山和马世长三位，第二次（1985年）是研究生班的李裕群、陈悦新、常青、赵青兰和李崇峰五位。1994年开始，以“合作导师”之名招收的佛教考古博士后研究人员有李裕群、李崇峰、耿剑、陈悦新。当然，宿先生以汉唐或宋元考古方向招收的研究生，有些学位论文也是做佛教考古研究，如隋唐考古方向硕士研究生薄小莹，学位论文是《敦煌莫高窟六世纪末——九世纪中叶的装饰图案》；汉唐宋元考古方向博士研究生李裕群，学位论文是《中原北方地区北朝晚期的石窟寺》。作为中国文物考古界“永远的老师”，宿先生为提升各地石窟寺保护和管理单位考古人员的业务水平，同样尽力予以帮助和指导。
下面简述我所亲历的几件事情。
1989年7月，我把《敦煌莫高窟北周洞窟的分期与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初稿寄给宿先生，先生审阅后回信并附了三张具体修改意见。信原文如下——
崇峰同志：
文章，我看了两遍，知道你下了功夫，费了不少心力，但从考古学的角度上衡量还要重新改写。一篇文章改写二、三遍，是常有的事，特别是学习写论文的同志。其实，我一直到今天，每篇小文，都要三易其稿才觉得心里踏实些。
三张意见，第一张的前多半是随看随写的，后少半和第二张是看完后总起来考虑一下写出的。第三张是看了第二遍后补写的。这个顺序，请你注意，你考虑修改时，会有用处。北周洞窟数量不多，遗迹也较少，用它做一次考古学整理是较方便的。北周文献和其它实物也有限，结合整理出的结论，做点进一步的研究也是方便的。因此，我想你再费些时间，主要是多动动脑筋，会产生较好的成果的。一定要跳出美术史圈子，一定要跳出文献考据圈子，这两个一定，要努力去做。不是弃之不用，而是要让它们为考古学所用。‘所用’不是混合起来，而是把它们的有用部分，融化到考古学中来。第三张意见，词句有些苛刻。不苛刻不足以表现必须克服的要求；也想让你受点刺激，好下决心好好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