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宿白先生｜李崇峰：宿白与中国佛教考古学(9)

在宿先生主持下，马世长和丁明夷负责具体实施教学计划，每天上、下午授课，晚上宿先生常常到教室检查，督导学员复习。每门课程结束之后，都有严格的考试。最后进行了为期三周的石窟寺测绘和文字记录的实习。“通过三个月的紧张学习，学员们不仅在佛教考古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方面有较大提高，而且基本掌握了石窟寺管理、保护、研究的操作规程和方法。”
1990年6-8月，时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樊锦诗率考古小组在龟兹石窟考察，我是小组中的一员。8月初，宿先生参与的“丝绸之路沙漠路线第一次考察团”踏查克孜尔石窟。那天先生见到我后，说：李裕群已经考回北大，你有什么打算？我马上实话实说：这次来库车前，我在敦煌莫高窟接待了印度驻华大使任嘉德（C.V. Ranganathan）。在参观洞窟的过程中，任大使获悉我做佛教考古，答应从印度政府找奖学金资助我去印度留学。而去年（1989年）下半年，芝加哥大学斯德本（Harrie H. Vanderstappen）教授来信还是希望我去美国读博士。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宿先生说：如果你还想继续从事佛教考古，那就应该去印度源头看看，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好的机会。芝加哥大学的情况我知道，到北京大学继续深造你也还有机会。
这次先生对我的劝勉，增强了我去印度进修佛教考古的决心。因为研究佛教文化遗产的来龙去脉，尤如勘测一条河流；要想了解其全貌，不但要看中游和下游，而且必须考察上游。这样，才能对其有一总体印象。为了赴印留学，我启程前做了一些专业准备，但当时在敦煌研究院能找到的印度佛教考古和佛教艺术方面的资料相当有限。1991年7月，我开始在（印度）英迪拉甘地国立艺术中心（Indira Gandhi National Centre for the Arts）进修。经过一段考察和学习，我打算在印度德里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但做什么题目有点拿不准。为此，我专门写信给宿先生。先生回信希望我做古代天竺地面佛寺或者阿旃陀石窟研究，并随信附了一份相关考古书目。应该说，宿先生所附印度佛教考古书单的大部分我那时都有了一定了解，但在我赴印度留学之前则多不知晓。
我为先生阅读范围之广敬佩得五体投地，因为宿先生并不研究印度地面佛寺和石窟寺，他怎么会看过这么多专业书籍呢？按照先生指示，我先把有关材料找来阅读，然后在同年11月系统调查了印度北部地区的地面佛寺遗址，结果发现不好做深入、系统的研究，因为有些较重要的佛寺遗址没有做过正规的考古发掘，如与西藏桑耶寺关系密切的阿旃延那布尼或欧丹多补黎（Odantapuri/ Uddaapura）佛寺遗址就找不到任何考古发掘资料。至于说阿旃陀石窟，经过阅读前人论著，发现作为后学我要与欧美同行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无法发挥我的汉文文献优势。最后，经与宿先生商量并征得印度导师同意，选择以塔庙窟为中心做中印两国石窟寺的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