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早已成为“后人类”，为何依然如此惧怕它？(7)

事实上，流行科幻作品中最集中的意象便是渗透在日常生活中的无法摆脱的「客体」，无论那些客体被表达为集权社会、义肢、人工智能还是人造人，这些客体都必然导致了人与物、主体与客体之间界限的模糊，进而造成了对身为主体的「我」的压抑。不妨认为，科幻作品正是通过寓言的方式，洞察了现代性的核心命题。这一命题在齐美尔、胡塞尔与昆德拉的论述之中都占有一席之地，区别不过是迪克作品中的「客体」并未有一个稳定的表征，而上述三人则集中地使用了客观文化/主观文化、科学/生活抑或是确定/不确定等范畴，希望将概念对中的后者从前者的压抑中解救出来。

押井守，日本知名动画导演，代表作有《攻壳机动队》等。
然而「后人类」境况却并非单纯的压抑，而是指向了一种拉图尔式的主客体关系的纠结：人越是希望与客体划清界限，就越是会与客体更加紧密地纠缠在一起，所有为人所创造出来的客体——物品、制度、文化乃至人与人之间的组织、关系——最后都成为了窒息个体的关键所在。如果这么说有些过分抽象的话，那么用押井守那段知名的话来说，所谓的「现代性」问题便是：人类总不愿承认「手机」是自我的一部分，可同时却越来越离不开「手机」的过程。借用拉图尔的判断，我们或许可以说，我们不仅「从未现代过」，更是「从未成为人类」——从现代意义上的「自我」诞生的那一刻起，我们便沉浸在一种焦虑中，希望将自己与他人、与社会、与物品相区分开来。如果人类的定义是那个界限分明的主体，那我们早已是后人类了。
法国著名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
（Bruno Latour）
的论集，其中他探讨了现代性、反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议题，并试图在实践中将人类与非人类这对范畴联结起来，打破自然与历史、以及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之间的割裂。
以此为入口，回到科幻作品，我们将发现，那些主人公们总是在寻找的、渴望的东西——无论是绵羊、历史，还是灵魂、身份——其实质都是一种人与物之间、真与假之间、生与死之间的界限。界限意味着确定性，同时意味着意义存在与生成的可能。然而将一切希望寄托给界限的存在，主人公便会陷入卡夫卡式的困境，在迷宫之中发现一个独立于自己之外的庞然大物，发现自己无法理解世界的存在，从而失去自我。就此而言，《银翼杀手》成为科幻史上的经典绝非偶然，因为故事中里克不断地对自我的找寻和质疑乃至绝望，正是每个现代人都会经历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