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过时，谍战片不过时：从《无名》说起

今年的春节档电影仍在热映。由程耳导演、梁朝伟和王一博主演的《无名》上映后，截至目前票房已经突破6亿，但随之而来的是争议不断：王一博的粉黑大战在豆瓣短评展露无遗，这甚至导致了豆瓣开分的延迟；程耳的个人风格是高级还是故弄玄虚、非线性时间叙事在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中是否有必要等等，也成为了争论焦点。
一个无法忽视的事实是，《无名》是一部谍战片，而谍战片是主旋律片电影的重要分支，它需要服务于国共之间的地下斗争、泾渭分明的政治立场。当我们把《无名》纳入这一脉络中进行观察，或许可以得到更多省思——真正“反类型”的谍战书写有可能吗？我们今天看到的谍战故事从何而来？以及，为什么冷战意识形态已经失去效力，观众还是会被这类故事吸引呢？

电影《无名》海报
为了厘清这些问题，界面文化（ID: Booksandfun）采访了复旦大学中文系青年副研究员战玉冰，他于2022年出版了《现代与正义 : 晚清民国侦探小说研究》，并循着时间线向后，开始研究建国后的反特小说，以及八十年代至今的侦探与谍战小说。我们从《无名》引发的争议谈起，一直聊到国内谍战作品从建国到现在的流变，还谈到了“间谍＋情欲”的书写模式，以及如今电影越来越像“剧本杀”的倾向。
在战玉冰看来，《无名》和娄烨的《兰心大剧院》这类“文艺片”都承接了1940年代谍战小说与电影的传统，“战争、智斗、家国、男女等吸睛元素聚于一堂。”这种承接中深刻的革命痕迹，正是过往反特电影留下的遗产，它们的创作目的“不在于依照某种固有的类型文学机制，提供阅读消费快感，而是为了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如何在现实中反特防奸，更好地从事革命斗争”。

战玉冰近照，受访者供图

01 从《无名》看“非线性”与“反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