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本纪》：为民族精神元气护法问道(2)

敦煌故事由索门“义庄”起。义庄既是敦煌人心中的圣地与息壤，更是敦煌大地数代子民的精神乌托邦，义庄的地位举足轻重不容置疑，官署兵营、长老乡贤、兵匪盗寇、僧俗朝野，无不对义庄高山仰止、顶礼膜拜，皆因索氏七颗脑袋、六代爷孙传承下来的一件血衣，凝结着仁义、侠义、道义之高德威仪，也是我们民族传统道德骨血中的血魄精魂。“有索门在，这敦煌就有了主心骨”②，索氏一门为何如此荣耀？并非传人索敞之个人德行，乃敦煌人崇德尚义的自觉。养尊处优的索敞，承袭索门的血衣，却朝兢夕惕、如履薄冰，他既因索氏一族传承血衣的庄严与荣耀而引以为豪、风光无比，又惶惶于出人头地、扛旗举义的重大使命旁落或难以为继，但索敞的德行、格局、心胸和能力，实际上已经无法承担义人之首领。索门不幸，家道中落，索敞遭遇厄运，敦煌大地上世道人心的乱局开始了。
尽管索氏之后人索朗沦为丐类，但义庄之精神地位并没有就此立刻消失；尽管围绕名利得失，河西走廊上乱象丛生、纲常紊乱，但没有新的力量能够真正代替义庄。阴鸷狠毒的丁荣猫虽然机关算尽，毁掉义庄，毁掉索门传人索朗，攫取了敦煌城实际控制权，但它最终不敢公然更换义庄招牌，这就是精神威力，是敦煌人不约而同的选择。
春秋大义是中华文化中的一种基本精神，旨在明辨是非、邪正、善恶、褒贬。其本质就是个人在群体的社会生活中。在与他人、周围环境等产生作用时，在个人行为选择上所遵循的一套行为规范和其背后的思想原则。春秋大义其实是“历史大义”。中国传统认为，历史中是存在大义的，而大义也必须因历史而存在。没有无大义的历史，无大义的历史也是无意义的。同时，大义也不可空存、独存，而必须由历史时间所承载。
义，也是中国儒家传统思想中最基本的道德范畴。《中庸》载“义者，宜也”。孔子看来，在社会生活中能自觉按照“仁”的精神和“礼”的原则做出合理的判断并能在行为中实现的品德即是“义”，即行为上的合宜和应该。《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孟子把“仁义”作为道德规范通过调解家庭的关系从而进一步实现其“王天下”的社会政治理想，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人实现自身价值和培养自身道德修养，生出“浩然之气”，培养正义感，进而成为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巨大精神力量。
神圣的义庄倒了，义人并未绝，胡家后人胡梵义自觉不自觉地承担起敦煌大义的举旗者。梵义接上这面旗帜，正是群龙无首，世风沦丧的乱世年华。懵懂少年因父亲的突然患病，不得已匆忙间担起了复兴家族的重任。他默记并兑现父亲的承诺，用十余年光景为索门开了一座义窟。他为父求医，走上陌路险途，历经九死一生，却结识了洪门领袖，团结了飞行游击、拯救了孔执臣，襄助孔祥鹤施救疫民。他团结组织沙州城内的热血青年，歃血盟誓，成立急递社，河西走廊的交通动脉和物流贸易通道由此畅通安全，成为敦煌西出东进的信息网和保障线。敦煌藏经洞的文物面世后，他果断出手、力挽狂澜，与孔执臣合作，截留并仿制了成千上万的文书、佛经和卷子，狸猫换太子，保住了这批千年珍宝。丁荣猫构陷索氏得逞，控制敦煌，推行鸦片种植，梵义领导的急递社不顾威逼利诱，毫不妥协，继续扼住了这一片边陲之地的大路小径，不曾输出过任何一枝邪恶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