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本纪》：为民族精神元气护法问道(3)

也正是因为梵义的大义凛然，得罪了与丁荣猫狼狈为奸的酒泉洪门，当年的结义兄弟背信弃义，联合酒泉驻防团，合力绞杀急递社义士，急递社溃散。更痛心的是，与梵义世交两代、贤能良善的开元寺住持拖音与梵义长相酷似，遭洪门误杀，替梵义而死。拖音一死，莫高窟无人掌管，梵义毅然割断尘缘，顶替拖音隐姓埋名，成了莫高窟沉默的守护者……
梵义作为《敦煌本纪》最重要的人物，自始至终以其行为践行一种大义之德，这是全书最重要最鲜明的思想指向和精神标杆。梵义作为一名动荡时代边陲乡土少年，始终秉持父亲的教诲，坚持做一个“精良的人、纯明的人”，奉行高义大爱，九死而其尤未悔。梵义身上的义，不是飞行游记的快意恩仇，不是独来独往、虚蹈古风的名士清流；也不是自命清高、坐而论道、附庸风雅的隐士高人，他以牺牲为己任，以担当为天职，灵魂伏地，肉身隐忍，躬行河西大地，甘愿在人生的大光阴中“生做马，死做车，一辈子走下去”③，他是正义和真理的不倦追随者，是苦难和邪恶的克星。以梵义为主线，敦煌大地有一大批义士前赴后继至死不悔。率性阳光、忠诚坚韧的梵同，自尊要强、果敢激烈的梵海，心念苍生、舍身救民的孔祥鹤，忍辱负重、乐善好施的沈破奴，清高自持、隐忍勤勉的孔执臣，高风峻节、护法殉道的印光、拖音，淡泊清平、睿智刚正的丰鼎文，侠骨豪气、勇毅血性的陈小喊…
…一个个个性迥异，血肉丰满的义人，在乱世敦煌这片道德、秩序的废墟上，或抱团结义、并肩生死，或殊途同归、彼此默契，泅渡茫茫苦难，对抗邪恶阴谋，艰难地迎取着救赎、修复和新生。
义，在中国生生不息传承千载，一方面义常被排斥在传统法律和礼仪之外，另一方面义又作为潜在的“礼”而存在。义的精神在战国时期特殊的环境中就大放异彩，其时主要体现在侠义之士身上，并以沛然不可抗拒之势扩散到社会的各个阶层。《战国策》浓墨重彩记载众多侠义之士，《韩非子五蠹》将侠儒并论。战国精神感动了司马迁，他在《史记》中专设《游侠列传》，《史记》在精辟凝练战国侠义精神的同时也表达了对侠义精神的敬佩与渴望；班固对战国侠义精神的诠释，不仅承认游侠产生的必然性，存在的合理性与特殊价值，而且还肯定了战国侠义精神“温良泛爱，振穷周急，谦退不伐”等品质更之难能可贵。自汉以降，儒学渐盛，正史少载游侠，但魏晋以来，侠的文学作品蓬勃生长，侠的形象在诗歌、小说、杂史中大放异彩，侠义精神传承不息。
鲁迅终生致力于挞伐“国民劣根性”，呼唤和寻求“人的现代性”，对民族精神中的“义”，同样充满吁求和礼赞。他说过“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虽然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认为，这些正史所不屑的人，正是中国的脊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在内外交困、身心交瘁之际，一本《故事新编》，幽暗奇崛的笔端，仍充溢着对大义的景仰，对不义者和假仁假义者极尽嘲讽。《铸剑》表达对生命、牺牲和情义的独特理解，《奔月》写落寞英雄的困窘，《非攻》写墨子以一己之力拯救一国生民，表达了博大的人间情怀，一种深厚的人道精神；《理水》《出关》《采薇》通过小我与大我、隐与显、退与进、坚持与妥协，都可归结为对义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