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本纪》：为民族精神元气护法问道(4)

书写大义，呼唤大义，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精神追求和价值指向的自觉选择。“仁义白鹿村”的白嘉轩，浸润着秦汉文化的血脉，以及那块土地的山水风云和艰苦卓绝、忍辱负重的精神；朱先生更是心载“天地良心”四字，只身却敌、勇禁烟土、赈济灾民、投笔从戎，为了胸中大义，最后绝仕进、弃功名、著书立说，表现出“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凛然气节。《古船》中作为资本家后代的隋家子弟尽管建国后没有任何政治地位，但在道德人格上表现出一种大义之风，抱朴对待洼镇狸灾祸与苦难的人道情怀，含章作为一介弱女子为哥哥做出的牺牲，茴子为保全家族与自身贞洁与隋家祖屋共存亡之举都昭示出主人公人格上的坚韧与决绝。《红高粱》中的于占鳌，狂放、不羁的独特个性和不屈不挠的抗争义举让我们震撼，展现出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英雄主义的豪气和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这些一以贯之的经典形象，在绵延传递着民族精神中不可或缺、历久弥新的春秋大义。
张承志始终高扬道德理想主义的旗帜，倡扬“清洁的精神”，崇尚“奏雅乐而行刺”的武道，“咳热血而著述”的文途，把“不顾生存求完美”的历史大义推向极致。
精神性是文学的核心特征和灵魂，任何缺乏精神启迪的文学，不论他表现得如何精致，终究会被读者和历史抛弃，文学的精神价值所体现出来的力度和深度，又最终取决于文学所继承的精神资源和对它的接受水平。中华民族的精神资源是无比丰厚的,优秀的作品总能化解整合这一资源,并将其化为丰富的信仰,化为形而下的生存关怀和形而上的精神关怀和灵魂关怀。但大量作品放浪于形式的逐新，津津乐道于油盐酱醋和一地鸡毛，把生活仅仅还原为“过日子”，或沉迷于暴力、娱乐、血腥和戏谑，缺少人文关怀和精神关怀，不屑于看取光明、明辨是非，正面造就人，让小说疏离读者放弃教化，丧失了应有的使命担当。以叶舟的才情和写作经历，对时尚表达和对事物的解构能力，完全能够创造出喜闻乐见、轻松刺激的畅销篇什；以叶舟对敦煌的知识积淀和情感储备，完全可以完成对敦煌历史的传奇戏说和演绎推介。
然而,他却以二十年韶光为敦煌赤子苍生立“本纪”，直追民族精神的根脉，把故事从趣味推向存在。《敦煌本纪》构建了一座二十世纪初的敦煌沙州城，并且要在城外的二十三坊内，“安顿下一群群身世各异的苍生赤子，让他们活命于一幕幕湍急而颠沛的光阴中，去看尽人世上的悲欢炎凉。”“在一个山河板荡的时代，去悲深愿重，去慷慨取舍”，进而“廓开一条朴直而壮烈的大道，在广阔的西北，为当时的中国保存下最后的一份元气。”④这份元气，就是被历史风云、世道人心和时代尘埃蒙蔽已久的“春秋大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