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本纪》：为民族精神元气护法问道(11)

康德提出“勇敢地使用自己的理智”，建立在文化信仰上的文化自觉，是规避盲目信仰带来的荒谬、自相矛盾，来寻求理性。理性是保持身份尊严与自我觉醒的重要尺度，也是尊重生命和引领人生从善、从真、从美、从德的坐标起点和终结。
当人的生命本体遭受灾难时，敦煌人不再是愚顽的信徒，“窟子是人造的，人命是天赐的，所以一条命比任何窟子还金贵”“敦煌千佛灵岩上的一百座窟子也抵不上这里一具热身子”，敦煌人中间还通行一句话“可以照着佛的话去听，但不能照着佛的话去做”。由此可见，敦煌人精神世界的丰富、博大，隐忍自强、崇德向善的朴素品格下深藏着清醒的人性温度和人文光芒。
如果说“开路”体现敦煌人勇于探索、开放自由的现实奋斗精神，“开窟”这条暗线真正指向了敦煌精神的形而上层面。在作品背后暗暗活动着的“开窟人”则是一群更加神秘可敬的“殉道者”。梵义一面奔走河西大地，一面潜藏在沙州城地下的“珈蓝密室”，狸猫换太子，为敦煌保留了最为珍贵的一笔财富，避免了彻底沦丧。同时，梵义始终未忘父亲对索门的承诺，花费巨资在莫高窟崖壁上秘密开凿了一口洞窟，并单独挖掘了一座特制的洞窟，将十多年间秘密截留的那一大批真经和宝卷藏入窟中。围绕这一秘密而神圣的使命，梵义运筹帷幄、百折不挠，孔执臣、许岩楷埋首密室、呕心沥血，一面应付着敦煌地面上九流三教的刁难与勒索，一面奋不顾身拯救流散的敦煌宝藏。双目失明的郭玄子独守山崖，以残病之躯凿密窟、绘彩画，数十年终于打造出一间新窟。何为敦煌？敦煌意味着什么？
《敦煌本纪》没有文化精英主义者的自我赏玩和自我沉迷，而是在敦煌苍生中寻找这座神秘洞窟的文化本意，让敦煌文化的当世护法者在一片废墟上再造了一座延续敦煌文化的新窟。这是全书最大胆的构想也是最震撼人心的地方。再造一座莫高窟绝不是突发奇想、空穴来风。数代敦煌人对佛法与文化的景仰是与生俱来的文化自觉，是中华民族文化传承路径的真实写照，胡恩可作为老一辈敦煌人，作为一名农坊制度下的小地主，骨血中就有崇文尚义的固有基因，对乡贤丰鼎文奉为师长，对住持印光视为精神导师，得知敦煌地面有遗散的经卷，万般郑重地告诫儿子梵义务必不惜代价回收存留，他这种“敬惜字纸”，敬畏文化的心理，代表着敦煌人高度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自豪感。
身为“当世护法”者代表的梵义，在“开路”失败之后，与拖音生死互替，入驻莫高窟，一直守护着佛国圣土，将自己当成了一场祭献。一切触目惊心又顺理成章，一切匪夷所思又令人心生喟叹。须知，梵义之身披袈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了断尘缘、心如死灰，颓然堕入空门，求自身心性修为或逃避尘世纷扰，相反，他之出世是更积极的入世，因为梵义的护法，是守护民族文化之根，是守护正义真理之魂，是拯救世道人心之暗，是对抗邪恶功利之恶，是人间正道，是敦煌文化之正法真义。《敦煌本纪》正是以这样一种洞悉历史与现实，探看往昔光阴与光明前路，以追寻理想人格为落脚点，再现了历史自身的曲折昏暗，以“元神”的超脱视角，“看尽这个浮世的云起云落、冷暖哀苦，以及整个敦煌和身边人的歌哭与生死”，最终获得大的解脱，大的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