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本纪》：为民族精神元气护法问道(10)

《敦煌本纪》所述敦煌三十年故事，看似及其繁复广阔，但总体上围绕两条线索来展开，一条是“开道”：为河西走廊趟出一条交通、贸易和信息的生存之道、生命之道；另一条是“开窟”：胡家老东主为义庄开窟造像的承诺以及为兑现承诺而秘密展开的行动，这眼石窟，最终成为拯救敦煌文化的真正义窟。
“开路”写的是一群当世“护法者”。梵义走出家门走向社会的起因，是寻药救父，支撑他的只是为父尽孝、为家庭担责的男儿本性。很快，旅途的险恶击碎了他的天真，始料未及的邪恶和凌辱激发了固有的血性，他渐渐变得心胸开阔、意志坚定、处事沉稳。待目睹了王成彪一诺千金的慷慨，王澍喋血明志的悲壮，孔祥鹤舍身救民的从容，梵义寻药救父的计划无果而终，却走上了一条为寻求疗治敦煌大地时代之病的道路，他由当初仁孝忠勇的朴素道德追求，上升为立志为河西走廊“开道”——打通一条通向关内外的隐秘通道，为敦煌各路人士保驾护航，让沙州城内外正义的力量团结起来走上正途，为沉寂昏聩的敦煌和河西走廊除去“锈迹”。这种明知畏途勇毅向前的精神，正是二十三坊敦煌移民披荆斩棘、筚路蓝缕垦边护疆的生存哲学和生命信条。
由道德完美、荣誉自足上升到家国情怀、正义担当，《敦煌本纪》在理想人格的塑造上，始终让文化的圣光烛照精神迷途。在敦煌的天幕上，上佛的容颜宽广、慈悲，神迹空行，三洲感应。敦煌几辈人的光阴，活在河西这一条长路上，上佛庄严的守护和凝视无处不在、笼罩天宇，但敦煌人的信仰不单是一种宗教信仰，在敦煌人心目中“佛即是天老爷，天老爷即是佛。那么，在他老人家的膝下，什么劝止书，什么兴师伐罪，不过都是一群乌合之众的鬼魅把戏，来的迅猛，去的败兴”。
从哲学维度看，文化信仰有别于宗教。宗教产生于“对神的绝对依赖性”，文化信仰无论是以道德的、民俗的、宗教的形式呈现，都是对民族道德秩序理性、庄严的再思考。当得知胡恩可决定为索家开凿义窟后，敦煌人觉得“开窟造像这等规模的重大工程，远比什么五族共和、县承大人铰了辫子、革命军正在到来更要紧，也更令人遐想无限”“在围观人士的这一世光阴中，天道衰微，福分寡薄，民生凋敝，谁也没有这一份在世的福报，能目睹一座佛窟的开启”见证开窟是一生至荣，而为当世人开义窟，则是敦煌人精神生活之盛事，实属尘世上的高古之举和伟岸实例。但敦煌人对佛的敬仰推崇，不是发自神的永恒道德命令，而是发自内心的文化自觉。费孝通认为，文化自觉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文化自觉包括两个维度，一是对民族文化保持清醒的立场和态度，二是人个体的自省与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