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本纪》：为民族精神元气护法问道(8)

《敦煌本纪》是一部凝结着宝贵历史经验的“信史”。对于《敦煌本纪》的史传价值和史诗品格，已有多人论及。但《敦煌本纪》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史诗型作品。传统意义上的史诗型作品常指历史背景庞大、地理环境广阔、人物形象众多、主题内涵丰富，且必然涉及重大社会历史叙述背景。《敦煌本纪》讲述三大家族的兴衰，上百号人物的命运，三十年人事动荡变迁，一百余万字的体量，构建起一个及其壮阔复杂、浩繁缜密，囊括天地人佛，深含人间烟火的立体的文学世界，但支撑这一庞大艺术世界的，并不是重大历史事件和经典史学理念、人物，换言之，这些人物不是从历史本位出发进而求全、印证，追求外在化的全景效果。叶舟是从敦煌芸芸众生出发，从艺术形象和美学感知出发，再造了一个丰盈而鲜活的敦煌世界和敦煌人物谱系。这是极具艺术冒险精神和创新勇气的大胆之举，也保证其作品艺术生命力、独创性和认识价值。
一方面，叶舟力辟所谓的传统宏大叙事，甚至刻意提防先入为主的道德判断和主流价值的注入，他不是按照“应有的”历史面目去按图索骥，而是一切从艺术本体和人物性格、命运的自在规律出发，一任人物宿命在自身道路上冲撞搏击。例如，“普天共和”的消息传到敦煌，梵义不自觉卷入了所谓革命的狂欢，但梵义“竟不知是因为恐惧，还是这改朝换代的一天所降赐的礼物，慌忙扔掉了传单，埋下了身子，生怕别的少年讥笑”，这一描写极具意味，或许可以窥见作者对社会历史题材创作的态度，他不愿意落入复述历史经验，为印证所谓众人皆知的概念曲意制造人物，虚构所谓高大完美先知先觉的英雄形象，这是叶舟呵护人物形象的纯粹性，从真实的人性和时代语境出发，遵从人物命运发展的真实路径的必然结果，实际上这一态度也是符合当时历史环境和地域实际的。革命的启蒙，在彼时的敦煌，只是虚无缥缈、片言只语，梵义不是也无法成为时代的进步人士，他是在严酷动荡的生存竞争和灵肉搏击中隐忍前行所谓的平民英雄。
同样，对索乘的描写，作者也丝毫没有拔高，冷酷、道貌岸然、满嘴新词又唯利是图，醉心于强权、杀戮和攫取，暴露了早期革命党人队伍中投机者的真实面目，加深了敦煌历史的悲剧意味。对于梵同出走敦煌奔赴延安，也只是侧面描写，轻轻带过，为敦煌少年中青春、智慧、勇毅的力量安排了一条真正有希望的出路，大义敦煌终有归宿。总之，《敦煌本纪》始终突出着人的主体地位，深掘着个体的文化内涵，但同时叶舟仍然始终坚持清醒的历史理性，只是以极富魅力的个体文化价值的发掘，还原了时代本来的混沌样相，还原了最大限度的历史真实，因此，《敦煌本纪》应该不同于以往的“史诗”型长篇，但可看作是一部凝结着宝贵历史经验的“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