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本纪》：为民族精神元气护法问道(7)

敦煌地处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地理位置向来举足轻重。汉唐以来，一直为关西军事重镇。西汉时初置郡县，以敦煌名之。此后千余年间，敦煌建制屡有废置，归属名称亦多有变更。明初于敦煌置沙州卫，正统以后，国势渐衰，敦煌等地渐次丧失。嘉靖初，尽徙关西汉民，退守嘉峪关，此后至清初近两百年间，敦煌旷无建制，遂成蛮荒之地。清康熙后期，嘉峪关外渐次恢复，雍正元年置沙州所，三年升为卫，又置安西诸卫，成清朝势力继续西进的基地与桥头堡，大批将士从内地西迁，为解决军粮供应问题，开始大量迁徙内地居民。雍正四年，开始从甘肃各州府往敦煌迁入大量移民。移民到敦煌后，又按各自迁入地划区设隅建立“坊”统一归置管理，垦荒屯田，重建敦煌。其时，敦煌已废弃近两百年，境内人烟稀少，不成村落，几成化外之地。官员派往敦煌，也被视为畏途荒路，时人描写敦煌为“风摇棰栁空千里，日照流沙别一天…
…清时代宇重开辟，感旧犹恋蔓草烟。”
清末民初的敦煌，正是这种独特的“农坊”制度发展完备后重新走向衰落的边地移民群落，这一群人来自内地，既是甘肃本地的原住民，是传统农耕文明的继承者，负载着传统封建宗法文化的烙印，同时经过数代人的迁徙流寓、杂合聚居，文化心理、民俗风情、生产生活习惯都有许多独特之处，他们是大地的主人，但总隐约有一种漂泊游离的动荡感。《白鹿原》中的白嘉轩，屡屡信誓旦旦地教育后人“凡是生在白鹿村炕脚底上的任何人，只要是人，迟早都要跪倒到祠堂里头”，而胡恩可教导儿子梵义时却不无忧心地说“我们没别的命，我们的命就在河西一带，在敦煌一线。我们也没有另外的大光阴，我们的光阴，就是活在这条长路上，生做马，死当车，一辈子走下去”。在敦煌，传统的道德伦理、宗法制度、民间乡贤治理共同构成敦煌地方文化，江湖帮会、商旅游击、异邦人士，尽在敦煌大地悉数登场。
索敞、胡恩可、沈破奴、李豆灯，虽在二十三坊间共存共处，但每个人的身世、背景、性格都背负着一些隐晦而神秘的禁忌。义庄掌门索敞虽家底殷实，优裕富足，表面上备受尊崇，但他一出场就显得忧心忡忡、患得患失，出门唯恐折了义人尊严，睡觉都盘算着出人头地、遏制对手，维护索氏的永世英明和龙头地位。胡恩可貌似深明大义、公允慷慨、八面玲珑，谋划为索家捐建义窟，为沈家新修宅院，原来却是打着他精明的人生算盘，全是为了为子女攒足名声，铺平道路，奠定福禄绵延的康庄大道；沈破奴虽与世无争、谨小慎微、克己向善，严守精神纪律，但他又深藏自身身世，对自己的过去讳莫如深、噤若寒蝉，时时流露出逃离和退缩的悲观情绪，始终没有直面人生，没有突破自我。这些人物身上，处处飘忽着一种不安和焦虑，这种性格，是区别于农耕文明大背景下宗法社会超稳定的社会心理结构和道德惯性，他们身上有着早期商业资本家的投机本性和原罪意识，不能否认他们身上存在的进步性的因素，但这些进步的萌芽时时被厚重的道德焦虑打回原形，体制力量的衰微、民间自治机制的失效，让敦煌在东西交汇、新旧角力的夹缝中，在生存竞争的飞沙走石中，宗法文化余晖将尽，在佛陀无声的垂怜和护佑下，希望只能指向“纯明、精良”的新生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