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朴民：“贞观之治”的三大特征

在屈指可数的几个封建社会“治世”中，唐代的“贞观之治”最具有代表性的意义，几乎成为古代社会治国实践理想境界的代名词，一座令人“仰之弥高”的巍峨丰碑。它的成就，它的表现，它的影响，古往今来的史学家多有总结，本文兹不赘述，笔者感兴趣的问题是：“贞观之治”作为典型意义上的“治世”，它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它的历史魅力到底是什么？

我个人认为，“贞观之治”的显著特色可以用六个字来表述：“创新”、“和谐”、“有节”。它们突出体现了一代明主唐太宗李世民的杰出政治智慧与高明战略思维，构成了“贞观之治”的基本特征。
01.“创新”：“贞观之治”的活力之源
政治的活力渊源于锐意开拓，不断创新。“贞观之治”从本质上说是创新的过程，创新的成就。换言之，“创新”精神融入了“贞观之治”的整个过程，是“贞观”之所以能够超越其他历史时期，独领风骚的根本标志。
这包括制度的创新，文化的创新，思维的创新等多个层次、多个方面。如三省六部制度，并不首创于“贞观”时期，然而，唐太宗对它的改革与发展，却使得三省六部制的运作机制得到重大改善，效率得到明显提高。即在封建政体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贯彻了分权的原则，发挥了中央决策、审议、执行机构之间互为弥补、互为制约的功能：由中书省发布命令，由门下省审核命令，由尚书省执行命令。这种中央决策行政运作体制上的“创新”，结果显然十分理想，它使得决策、审核、执行诸环节有机衔接，既极大地提高了行政效率，又把政治生活中可能出现的失误降低到较低的程度，毫无疑义，这种制度创新，正是“贞观”各项政策能够得以全面推广和普遍落实的重要保证。
又如，编纂《氏族志》，这虽不是“贞观之治”中特别亮丽眩目的节目，但其实此举本身同样蕴含着深厚的“创新”魂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决定“贞观之治”成败得失的一个重要环节。道理很简单，唐太宗组织编纂《氏族志》，中间尽管有趁机提高李姓皇族地位的私衷，但是，它在客观上却有力地抑制了士族地主势力，为科举制的健全发展扫清了道路，顺应了庶族地主势力迅速崛起的历史演进大势，从而确保了大批既有办事能力，又愿效忠朝廷的庶族地主政治家进入权力中枢，大大扩大了统治基础。这种呼应时势，强本固基的做法，当然属于政治文化建设上的重大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