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朴民：“贞观之治”的三大特征(3)

总之，“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宽容包纳，使得贞观一朝的社会政治生活呈现出祥和安定的积极氛围，造就了政通人和、人才辈出、上下同心的“和谐”局面。而广大民众即使在生活中仍遇到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也依然对朝廷抱有期待，充满信心，所谓“百姓虽东西逐食，未尝怨嗟，莫不自安”。（《贞观政要》）
就互补性而言，“贞观之治”充分体现了文武并用，宽猛相济的治国安邦根本精神。和而不同，和而不流，是“和谐”的必有之义。“和谐”不是无原则的调和，更不等于泯灭差别的简单同一，因此，构筑社会的和谐，就必须以承认差异与控制差异为基本前提，就必须勇敢正视矛盾，有效解决矛盾。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则需要具备政治大智慧，在治国思维的选择和管理艺术的运用上，做到刚柔相济、恩威并施、双管齐下、相反相成。这一点，在贞观的治国实践中可谓有淋漓尽致、驾轻就熟的表现。换言之，以互补的方式实现“和谐”，乃是“贞观之治”的鲜明特色。
如在用人上，唐太宗深谙“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的道理，既能不拘一格，又不求全责备，而是根据属僚群臣的不同特点，作出准确的定位，加以合适的任用，用其所长而避其所短，从而使不同类型的人才皆得其所，心情舒畅地履行自己应尽的职责。脍炙人口的“房谋杜断”，正是这种人才任用上互补性成功的形象写照。
又如，在学术文化上，既推崇和确立儒学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地位，“儒学之盛，古者未之有也。”彻底改变了“隋季以来，丧乱滋甚，周孔之教，阙而不修”的儒学式微局面；但同时又承认和鼓励佛教的传播和道教的发展，李唐皇室奉老子为先祖和资助玄奘翻译佛经就是这方面的明显例子。总之，是让儒、佛、道三家互为促进，互为弥补，从而强化对思想文化的统治。
再如，在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政策上，唐太宗一方面用怀柔羁縻的方式进行安抚，争取其归附拥戴，保证边疆地区的和平安宁；另一方面又补充以必要的军事威慑甚至打击手段，以战止战，先后击灭东突厥、吐谷浑、高昌，同样做到了文武之道，张弛互补。
就平衡性而言，“贞观之治”也有值得我们予以高度重视之处，即唐太宗君臣在维护封建统治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实现了相对的社会公平与公正，达成动态的“和谐”平衡，将社会冲突的危险控制在最低的程度。
提倡包容，承认差异，强调互补，最终是为了实现平衡。对社会稳定和“和谐”构成最大威胁的，是社会生活中不公平、不公正现象的大量存在，愈演愈烈，导致贫富悬殊，民不聊生，严重激化社会矛盾，酿成社会动乱，“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所以，作为高明的政治家，一定会通过利益调整的机制，来抑制或改变这种社会失序状况，实现相对合理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