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朴民：“贞观之治”的三大特征(2)

再如，贞观时期进步民族政策的制定与推行，也植根于唐太宗在民族观念上的“创新”。在民族关系上，长期以来，中原正统的观念都是主张讲“夷夏之辨”，严“夷夏之防”。孟子就认为“夷狄”是“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只有被“膺”被“惩”，受攘逐打击的命运可待。《白虎通义》也强调：“夷狄者……非中和气所生，非礼义所能化。”中原与“夷狄”之间，互相对立，不共戴天。这种思想意识深处的民族隔阂、民族撕裂情绪，对秦汉魏晋以来历时数百载的民族仇杀实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要化解这种“兄弟阋于墙”式的悲剧，就需要从根本上走出民族关系问题上“夷夏对立”的思维误区，在超越民族畛域的基础上，实现民族和解与融合。应该说“贞观之治”实现了这种民族观念上的“创新”与突破，这就是唐太宗所明确宣示的：“自古皆贵中华而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
”在这样的理念引导下，唐太宗遂禀执“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针，极大地缓和了民族矛盾，消除了北方的边患，为中华民族的大融合注入了强有力的活力，而派遣文成公主和亲吐蕃，更为汉藏两族间的友好往来开辟了先河。很显然，没有民族观念上的“创新”，就不可能有唐太宗被北方各族尊奉为“天可汗”一幕的发生，更不会出现“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大场景。

02.“和谐”：“贞观之治”的理想境界
社会政治生活的理想态就是和谐。所谓“和谐”，其本质属性体现为三个方面：即包容性，互补性，平衡性。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理念与追求，是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是传统文化核心精神的高度凝炼，是一笔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考察“贞观之治”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贞观一朝之所以达到封建社会“治世”的极致，就是因为它上下弥漫着“和谐”的气度，内外渗透着“和谐”的血液！
就包容性而言，唐太宗治国，能够做到海涵一切，虚怀若谷，宽容包纳。不以一人之智为智，而以众人之智为智。所谓“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处下，故能为百谷王”。由于能包容，唐太宗因而勇于求谏，善于纳谏，容忍和接受魏征等臣下的犯言直谏，闻过则喜，虚心听取各种意见，择善而从，将决策建立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之上；由于能包容，唐太宗因而在人才任用上，做到不别亲疏，唯才是举，甚至包容魏征、王珪、薛万彻等原先身为敌对营垒的贤能之士，让其拥有广阔的政治舞台发挥文韬武略，贡献聪明才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