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与人的“新异化”(6)

迈入智能社会这样新颖、独特的高科技社会，人与科学技术之间的主从关系遭遇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挑战，人正在丧失作为创造、掌握和利用科技的主人的地位，自觉或不自觉地沦为适应高科技“座架”要求的“附庸”。与工业社会基本可控的“科技的负效应”相比，当代科技对人的异化不仅表现出“量”的差异，而且呈现出“质”的不同：面对智能技术对整个世界的全方位改造与重塑，面对智能技术范式对人的公开的或隐蔽的宰制，面对整个社会的高速运转，面对各种未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人们不仅丧失了以往那样从容驾驭的自信和能力，而且只能配合这种技术的范式和逻辑习惯性地“跟随跑”。在庞杂的智能系统和复杂的社会问题面前，人们别无选择，只有信任、依赖越来越聪明、能干的智能系统，“托付”它们采集、存储和分析大数据，提供多样化的产品和全天候的服务，为维护社会正常运转而进行日常治理，甚至作出关键性的评价和决策，在危急关头自主进行处置。
“计算机已经成了真正的决策者，而它也确实精于此道，虽然偶尔还是会发生一些小意外。”人们慢慢地从内心里觉得，智能系统比人更有知识、更加可靠、更有效率、更加公正，交付给智能系统会导致比人类亲自调查、评价、决策、治理更好的结果。人们被这种日渐外在的技术社会结构和“技术的逻辑”俘获之后，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技术的逻辑”所展示的理性视为理所当然的规律，将被智能化塑造的社会架构、社会治理体系视为理所当然的社会选择。人们努力习惯智能机器的节奏和智能系统所范导的生活，努力习惯生存体验日益丰富多彩、生命经验却日益贫乏的生活方式，并进而在“娱乐至死”的狂欢中遗忘了自己，甚至连“我是谁”“我想要什么”“我希望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之类问题，也与自己的主体意识、反思和批判精神一道被“悬置”起来了。
二、“社会排斥”与人的存在荒谬化
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社会通行的是市场经济和“资本的逻辑”，通过机械化、规模化、标准化的机器生产大幅提高了生产效率，促进了生产力发展，但工人受剥削的程度相比农业时代反而愈益深重。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资本的逻辑”无孔不入，机器的广泛使用取代大量的体力劳动，“机器节奏”和“机器时间”大幅提高劳动强度，不断加剧资本所有者和雇佣工人之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权利的不平等，造成雇佣工人相比农业时代更加悲惨的命运。马克思立足工人阶级的立场，考察了工业时代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创立了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学说和劳动异化理论，深刻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工人的物化、异化现象。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将私有制下劳动的异化归纳为一个层层递进的过程，即工人同自己生产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工人同自己的劳动相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