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与人的“新异化”(7)

人与人的类本质相异化；人与人相异化。“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卢卡奇、列斐伏尔（H. Lefebvre）、马尔库塞、弗洛姆等结合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科技的发展、机器的使用，对此也进行过深刻的阐释和尖锐的批判。
迈入信息化、智能化时代，伴随新的科技革命和生产方式的信息化、自动化和智能化，社会物质生产力的发展狂飙突进，社会组织结构和治理方式、人们的生活方式乃至休闲娱乐方式都正在被深刻地改造。新的实践将包括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在内的一切理论都置于需要重新反思的境地。
随着智能技术的发展和智能经济的勃兴，社会生产力的飙升和总体经济规模的膨胀是大势所趋，但由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变革相对滞后，因此，是否所有人都能够从中平等地获益，目前并没有经济规律、社会政策和法律规范予以保障。日益明显的事实是，由于生产力结构中科学技术的占比大幅上升，由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升级，信息、知识取代土地、资本成为最重要的经济和社会资源，智能时代的资源、财富和权力正日益集中到资本所有者和技术精英手中，马克思所揭露的工人——智能时代可以更确切地名之以“数字穷人（处于数字鸿沟之弱侧，缺乏知识创新和应用能力的文盲、技术盲等）”——的相对贫困、无力、低贱等异化现象则愈加严重。“在经济方面，最富有的人会变得更加富有、更有影响力，而缺乏技能的人则会变得更穷、更加边缘化。”在新旧时代交替过程中，如果不进行相应的社会变革，放任资本与智能技术联姻，“资本的逻辑”与“技术的逻辑”结盟，社会图景将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精英群体像变魔术一般快速地积聚海量的财富，金钱对他们来说丧失了满足物欲的传统价值，转换成了衡量成功的社会符号、攫取社会地位的通用手段，而他们对超额利润的贪婪和对“成功”的无止境追求，正在成为隐藏在全球经济和社会网络中的统治；“数字穷人”除了被以隐蔽的方式盘剥，还将面临智能机器取代人工作、抬升失业率，进而不断拓展数字鸿沟、社会阶层分化和社会排斥等新风险。
众所周知，在社会信息化背景下，数字鸿沟、贫富差距、社会分化就已经成为令人沮丧的社会难题，而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不仅令此雪上加霜，而且演变出了全新的内容和形式。智能技术与资本的联姻不仅加剧了数字鸿沟、贫富差距和社会分化，加剧了经济、政治、文化等权利的“外在的不平等”，而且正在酝酿一种更严重的“内在的不平等”，即借助不断进步的现代科技和智能设备，特别是通过智能技术与生物技术相结合，可能造成一种新的生命权的不平等。假如社会治理原则、政策和法规不予限制，一些精英群体便可以通过基因修复、基因增强，或者通过智能芯片植入、人机一体化等方式，使自己及后代的基因更加强大，更少患病、更慢衰老，至少可以有效改善身体的机能，使自己更加健康、更加智能、更富有适应性；而“数字穷人”这样的群体则由于经济、政治、技术等方面的原因，例如资源的稀缺、难以负担的高昂价格，不仅不可能得到无差别的机会，而且由于生命体相对而言更加“弱智能化”，必将大概率地输在竞争的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