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与端午的相遇，比想象中更曲折也更深沉

顾炳鑫《屈原像》
在中国民间四大传统节日中，唯一一个因纪念历史人物而闻名的便是端午节。不过，“学界通说”在这里与“大众文化”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端午最具标识性的粽子和龙舟其实均早于屈原出现；端午的源头远在夏代，更是比屈原生活的年代早了千年。
端午虽然不因屈原而出现，但的确因屈原而闻名。汩罗江畔，高冠切云，长剑陆离，一首《离骚》诵声锵然……略微想一想这一幅诗人画卷，端午的意象便呼之欲出。若无屈原，单单一抹粽叶，几只龙舟，纵然香气怡人锣鼓喧天，只怕也承载不了一个厚重的端午文化。
站在21世纪的渡口回望历史，屈原与端午似乎天然无法割舍；只是屈原与端午的相遇，要比人们想像中曲折得多，也深沉得多。

崔护程、宗元《龙舟夺标图》
未见屈原：从《夏小正》到“恶月恶日”
端午的“底色”归根结底还是求一份岁岁平安。薰苍术、饮雄黄、蓄兰沐浴、挂五毒幡、给孩子手臂上系“长命缕”……这些习俗都以祛病除灾为主，而且大多源于比屈原还古老的世界
将时间回溯至中华文明的起点，能发现端午文化的渊源有两端：一端是精英阶层的“礼”，一端是普罗大众的“俗”。
“礼”指的是夏朝就已成型的“夏至礼”，其形制可以从后世的文献中管窥。据《夏小正》载，夏代已确定“两至”，所谓“时有养日”“时有养夜”，“养”为“长”，“养日”即是白昼最长的一天，即夏至。《后汉书·礼仪志》中记载了较为详细的“夏至礼”：“仲夏之月，万物方盛。日夏至，阴气萌作，恐物不楙。其礼：以朱索连荤菜，弥牟朴蛊钟。以桃印长六寸，方三寸，五色书文如法，以施门户。代以所尚为饰。夏后氏金行，作苇茭，言气交也……汉兼用之，故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以难止恶气。日夏至，禁举大火，止炭鼓铸，消石冶皆绝止。”
通过《后汉书》可知，在汉代，夏至前后需要用“朱索”“五色印”作为装饰，其原因在于这一天“阴气萌作，恐物不懋”。所谓“夏至一阴生”，北半球自夏至开始昼渐短、夜渐长，在阴阳家眼中这是“阴进而阳退”的体现，故而需要通过一些手段“扶阳抑阴”。夏商周三代朝廷均非常重视这个“阴气萌动”的日子，而汉代“兼用”了三代传统形成了更为丰富的习俗，而且还出现了一个新现象：汉人虽然取夏至之意，但活动却转移到了五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