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何难以摆脱过去？对帕慕克“呼愁”的社会学研究

对过去的记忆，以及对记忆的处理方式，随时随地影响着我们的思考。代际问题即是一个例子。随着时间的流逝，尤其是在转型社会中，年轻人与父母、祖父母的生活记忆因存在巨大不同而出现交流障碍。而这些障碍物，在诸多情况下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历史、社会的结构变迁。也因此人们经常在代际沟通断裂发生时感叹“时代变了”。
从日常生活的这些经验中可以看到，我们往往都倾向于认为每个人的记忆是私人的，也是被社会化的，换言之，我们的生活环境结构在参与个人记忆，甚至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确实，记忆问题说到底也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问题。
在今年新书《被束缚的过去：记忆伦理中的个人与社会》中，作者刘亚秋以家庭记忆伦理的社会学研究为基础，对记忆研究展开了一种反思、再探讨。在“社会决定论”之外看到个体对记忆的争取和保存。文学是人们表现的记忆一种重要文本。下文经商务印书馆授权节选自该书第三章，内容为对土耳其作家帕慕克（Ferit Orhan Pamuk）笔下的“呼愁”，这是一种情绪，也是心态。作者探讨了帕慕克如何捕捉这一心态，并提出呼愁是一种命运化的苦难，并最终发展为一种令人警醒的文明形式。
标题为摘编者所起。摘编内容保留了原书对《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的参考引用出处，其他参考文献、注释见原书。

《被束缚的过去：记忆伦理中的个人与社会》，刘亚秋 著，商务印书馆，2021年3月。
分身
呼愁表现在一系列二重性以及矛盾关系中。这种二重性最直接地表现为一种“分身”。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中首先讲述的就是他自己的分身：
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便相信我的世界存在一些我看不见的东西：在伊斯坦布尔街头的某个地方，在一栋跟我们家相似的房子里，住着另一个奥尔罕，几乎是我的孪生兄弟，甚至我的分身。我记不得这想法是从哪儿来或怎么来的。肯定是来自错综复杂的谣传、误解、幻想和恐惧当中。然而从我能记忆以来，我对自己的幽灵分身所怀有的感觉很明确。（帕慕克，20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