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何难以摆脱过去？对帕慕克“呼愁”的社会学研究(4)

我们几乎总讲同样的事情，吃同样的东西，即便争执也能够死气沉沉（日常生活是幸福的源泉、保证，也是坟墓！）。因此我开始对这些突然的消失表示欢迎，借以免除可怕的无聊之咒。（帕慕克，2017：77）
还有一些“不可见”令人担忧，当事人也只能接受，并导致一种自欺自人的“消失游戏”。如帕慕克小时候担心母亲有一天会消失，但这种令人担忧的消失即便发生了，也会被亲人们“制作”成“消失游戏”。例如，有时母亲确实会消失（大概源于与他父亲之间的争吵），这时大家会给帕慕克一些理由，例如，“你母亲病了，在姨妈家休养”，等等。“看待这些解释，我就像看待镜中倒影：虽知它们是幻影，却照样相信，任凭自己被愚弄。”（帕慕克，2017：75）
在这种“消失游戏”中，“镜中倒影”带给亲历者的是一种无法弥补的伤痕，帕慕克以一种“命运”的笔法来陈诉这些境遇，所谓“命运”在这里是指：受制于历史、社会等结构性条件，使得事情发展成“必须如此”的一种“宿命”。

纪录片《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生与死》（Ekümenopolis: Ucu Olmayan Sehir 2011）画面。
第二，上升为“命运”的“可见”与“不可见”的“游戏”弥漫于日常生活，以及一切的历史表征物中。例如帕慕克对“客厅博物馆”的描画，他指出，过往的生活并不是了无痕迹，它可以展现在家庭博物馆中，但家庭博物馆也在随时间的流逝而日渐退场。
他提到伊斯坦布尔人是如何将客厅作为博物馆的。在一段时间内，帕慕克家族各支系同住在一栋五层楼房里，他发现每一间公寓里都有一个上锁的玻璃柜，柜子里陈列着没人碰过的中国瓷器、茶杯、银器、糖罐、鼻烟盒、水晶杯、玫瑰香味的水壶、餐具和香炉（帕慕克，2017：9）。
而在他祖母的客厅里，没有哪个平面不是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相框。其中，最显眼的两幅大肖像照，一幅是祖母的盛装照，另一幅则是1934年过世的祖父。从照片挂在墙上的位置以及他祖父母摆的姿势来看，任何人走进这间博物馆客厅跟他们高傲的目光相遇，都会立刻看出故事得从他们讲起（帕慕克，201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