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何难以摆脱过去？对帕慕克“呼愁”的社会学研究(11)

相较于“呼愁”，可以说，记忆本身就是一种“幽灵”，作为动作的记忆，它经常在“可见”与“不可见”之间运动，它本质上也是一种从生到死的运动，或从死向生的运动，因为记忆，我们经常在做一些起死回生的事情，有些过去通过记忆可以起死回生，有些则因为遗忘而无法被起死回生；作为物质的记忆，它同时也是一种“文明”，例如积淀在我们身体中的种种“惯习”，它沉淀为我们使用的每一件生活用品乃至历史博物馆的每一个物件中。其中，作为“不可见”的记忆经常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并成为反思对象。例如追问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中，被压制的对象如何现身的问题，等等。让记忆的幽灵在阳光下显现，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正义之举。帕慕克的“呼愁”作为一种记忆幽灵的表现形式，它更直观地告诉我们，这一难以描画的状态/心理构图，还是一种文明的积淀。呼愁本身是奥斯曼帝国衰落后东西方文化撞击和融合的产物，它内部充满了冲突：
作为一种命运化的苦难，伊斯坦布尔人多心有不甘，但似乎又认不清现实；作为一种新情境下的文明生成，它还有着诸多难以探明的二重性/多重性，诸如“可见”与“不可见”、不同的“分身”等等。而如何不在冲突中迷失自身，走向一种共识/整合，“让伊斯坦布尔人不把失败与贫穷看作历史的终点，而是早在他们出生之前便已确定的起点”，从而寻找生命与个体的“桃花源”，是在世的人和后代背负的沉重债务和要履行的责任。同时，也是帕慕克创造呼愁这一概念表征“故乡忧郁的灵魂”时的出发点，是试图将“不可见”变为“可见”的一个努力。
在记忆幽灵的视野下，我们还发现，帕慕克的作品提供了我们认识自身与文明之间关系的一个途径，即我们自身与文明之间是多么相像。文明是复杂的，就如同我们自身一样，且往往处于“无所适从”之中，就如同呼愁、幽灵和记忆这些复杂概念内部的各种纠缠关系，但在它之中充盈着一种值得探究的文化理想，它内在地存在于我们自身，同时也是现实的一个镜像。
封面题图为电影《伊斯坦布尔，请不要将我遗忘》（Unutma Beni stanbul 2011）剧照。
原文作者 | 刘亚秋
摘编 | 罗东
导语部分校对 | 李世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