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何难以摆脱过去？对帕慕克“呼愁”的社会学研究(9)

概言之，伊斯坦布尔人一方面在行动上割裂与历史的关系（不去保存既往的历史，不将它们珍藏在博物馆中缅怀，从而“彻底”告别既往的辉煌），另一方面却也无法割裂与历史的关系，他们生活在废墟中，也在用废墟做材料建造新的生活。这种生活在废墟中呈现出的贫困和破旧，令“呼愁”更加鲜明地成为这座城市的底蕴：它不是“有治愈之法的疾病”，也不是人们“将从中解脱的自来之苦”，而是自愿承载的“呼愁”，是无人能够或愿意逃离的一种悲伤。帕慕克认为，这种呼愁，也会成为最终拯救人们的灵魂并赋予“深度的某种疼痛”（帕慕克，2017：99）。对于普通伊斯坦布尔居民而言，“呼愁”为他们的听天由命赋予某种尊严，也能够说明“他们何以乐观而骄傲地选择拥抱失败、犹豫、挫折和贫穷”（帕慕克，2017：99）。
“呼愁”是伊斯坦布尔全城共同感受且一致肯定的东西。源于城市历史的呼愁使他们一文不名，注定失败，“呼愁”甚至注定爱情没有和平的结局（例如帕慕克的小说《纯真博物馆》）。就像戏剧中的主人公屈服于历史和社会加诸其上的环境，充塞于风光、街道与胜景的“呼愁”渗入这些人的心中，击垮了他们的意志，而非他们独特的个人经历，如未能娶到心爱的女子，以及残酷的痛苦经历，等等（帕慕克，2017：100—102）。概言之，它是一种命运化的苦难。

纪录片《北川景子：悠久之都土耳其伊斯坦布尔》（2014）画面。
其次，“呼愁”迈向一种令人警醒的文明形式。
呼愁由表现为一种生活状态，一种苦难、破败生活的“承担”，到人们不去主动克服，进而成为他们乐天知命的社会价值和习俗（帕慕克，2017：99），呼愁也就转化为一种文明的形式。
帕慕克的诺贝尔奖颁奖词也提到了这一点：他在寻找故乡的忧郁灵魂时，发现了文化冲突和融合中的新象征，也即“呼愁”。它涉及在东西方的文化冲突与融合中，当下的文明向何处去的问题。
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和融合成为以“呼愁”为主题的伊斯坦布尔作家创作的张力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