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何难以摆脱过去？对帕慕克“呼愁”的社会学研究(8)

帕慕克还在西方作家对伊斯坦布尔的种种书写中，感受到了这种“失落”。例如法国作家奈瓦尔（Gérard de Nerval）和戈蒂耶（Théophile Gautier）对伊斯坦布尔的书写。奈瓦尔提到伊斯坦布尔“舞台侧面贫困肮脏的街区”（帕慕克，2017：210），戈蒂耶则探寻废墟和黑暗肮脏的街巷（例如在拜占庭废墟看到一端是废墟，另一端是墓地）（帕慕克，2017：213、218、219），这些都让帕慕克看到这座“城市之衰微所感受的忧伤”（帕慕克，2017：211）。他说，“我一直想说明的是，我们的‘呼愁’根基于欧洲”（帕慕克，2017：219—220）。奥斯曼帝国毁灭，历史权力丧失，而西化之路却无法拯救东方，这让处在世界边缘的这个东方国家感到忧伤。这里面还包括人们的身份认同的迷失，以及文化主体性的迷失等问题。

电影《伊斯坦布尔，请不要将我遗忘》（Unutma Beni stanbul 2011）剧照。
首先，它成为一种命运化的苦难。
这种“呼愁”在现代伊斯坦布尔人的身上表现为一种“往昔已不在”的“命运”，以及“辉煌已经无法再重新拥有”的“认命”：
伊斯坦布尔辉煌的历史和文明遗迹处处可见。无论维护得多么糟，无论多么备受忽视或遭丑陋的水泥建筑包围，清真大寺与城内古迹、帝国残留在街头巷尾的破砖碎瓦——小拱门、喷泉以及街坊的小清真寺——都使住在其中的人为之心痛……伊斯坦布尔人只是在废墟间继续过他们的生活。无人照管的院落也无法让人引以为傲……历史成为没有意义的词汇，他们把城墙的石块拿来加到现代材料中，兴建新的建筑，或以水泥翻修老建筑。（帕慕克，2017：96—97）
帕慕克写到，对许多伊斯坦布尔居民而言，贫穷和无知在这方面很适合他们。由于忽略过去并与之断绝关系，卑鄙而虚空的努力使他们的“呼愁”感更强烈。“呼愁”源自他们对失去的一切感受的痛苦，但也迫使他们创造新的不幸和新的方式以表达他们的贫困（帕慕克，2017：97）。这些贫穷或贫困不仅是经济上的，还包括在精神上的。例如帕慕克对富人们精神空虚、行为荒谬的种种描写：他们没头没脑、自命不凡地夸耀自己多“西方”，长时间地坐在希尔顿饭店的大厅或糕饼店，“因为城里感觉像欧洲的地方，唯独此地”（帕慕克，2017：184），他们有资源，但不与大众分享他们的艺术收藏和捐助基金办博物馆，过着畏畏缩缩、庸庸碌碌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