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何难以摆脱过去？对帕慕克“呼愁”的社会学研究(7)

呼愁：作为命运化和文明化的载体
在分身、“可见”与“不可见”之间，出现一种土耳其式的“呼愁”，即忧伤，它表现为一种混乱、朦胧的状态。它似乎来自一种“可见”与“不可见”的双重性，即一方面是琐碎生活中“可见”的烦恼，如帕慕克父母的争执、父亲的破产、他们家“无休无止的财产纠纷或是日渐减少的财富”；另一方面则来自一种让“可见”变得“不可见”的逃避，即不去正视眼前的困难，以心理游戏来自娱，例如“转移注意力，欺骗自己，完全忘掉困扰我的事情，或是让自己笼罩在神秘之雾中”（帕慕克，2017：85）。后者也是他所谓的“消失游戏”。
但显然，在帕慕克这里，“呼愁”不仅限于家庭内部的恩怨，它还来自更大的范围和更长时间段生活在伊斯坦布尔的人们的心态。

电影《讲述伊斯坦布尔》（Anlat Istanbul 2005）剧照。
帕慕克在一座城市的意义上谈及“呼愁”，他从两个角度讨论这一概念：（1）帝国毁灭的城市历史；（2）这一历史反映在后来城市的风景中以及人民的心态中（帕慕克，2017：87）。
他指出，这是一种可以在城市街头、景色、人民身上捕捉到的那层淡淡的忧愁（帕慕克，2017：96），就如同他赞赏的德国画家梅林有关伊斯坦布尔城市的画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复存在的悲伤”（帕慕克，2017：57），以及波德莱尔在德拉克洛瓦画中表达出来的颇具影响力的“忧伤之气”（帕慕克，2017：89）。在伊斯坦布尔，这些忧愁几乎看得见，它就像“一层薄膜”（帕慕克，2017：96）覆盖着居民与景观。
帕慕克认为，这是土耳其的“呼愁”，是某种集体而非个人的忧伤。“呼愁”不提供清晰的现状和前景，而是遮蔽现实，它带给我们安慰，柔化景色，就像冬日里的茶壶冒出水汽时凝结在窗上的水珠。蒙上雾气的窗子使帕慕克想到了“呼愁”（帕慕克，2017：85），而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注定背负了这种感觉。
也因此，“呼愁”成为伊斯坦布尔的文化。它首先来自奥斯曼帝国衰落后，东方和西方之间的碰撞和对话：人们“感受到的与西方各大重镇之间的距离”（帕慕克，2017：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