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何难以摆脱过去？对帕慕克“呼愁”的社会学研究(5)

在这些黑白照片中，我们会看到这个家庭中每个孩子在他们的订婚仪式、婚宴、每个重大的人生时刻中的摆姿势拍照。同时，照片的位置一旦排定，便永不挪动。“虽然每张照片我都已看过上百次，每回我走进这间杂乱的房间时，仍要全部再细看一次。长时间审视这些照片，使我懂得将某些时刻保存下来留给子孙后代的重要性。而随着时光的流逝，我又逐渐认识到，在过着日常生活的同时，这些加框的场景对我们有多大的影响。”（帕慕克，2017：11—12）祖母为这些时刻加框定格，以便让后代们把这些时刻与眼前的时刻交织在一起。
但是，这些被定格的历史也会日渐被封存：随着20世纪70年代电视的到来，客厅就从小型博物馆变成了小型剧院，博物馆客厅则上了锁，在假日或贵宾来访时才打开。
在这一历史变迁中，我们发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如何在时间的不断流逝中从“可见”到“不可见”。首先是“可见”于客厅博物馆——例如展现在墙上的照片中，并能够影响后代，但这些“可见”也在历史变迁中逐渐变得“不可见”，这就是客厅博物馆转型为客厅剧场的结果。
可以发现，“可见”与“不可见”之间的游戏，有时是人为的“戏法”，有时则是不得已的时间流逝的“戏法”。

纪录片《揭开伊斯坦布尔的面纱》（Istanbul Unveiled 2013）画面。
第三，“可见”与“不可见”之间的戏法，在帕慕克那里，得到了极好的解释，即它取决于不同的观看角度：
（在我4—6岁那几年）假如我有理由抱怨，那是因为我无法隔墙观看；朝窗外看的时候，我看不见隔壁的房子，看不见底下的街道……因为太矮，看不到肉贩拿刀在木砧板上剁肉，使我懊恼；我痛恨自己不能视察柜台、桌面，或冰激凌冷藏柜的内部……从小父亲带我去看的足球赛上，每当我们这队岌岌可危，坐我们前方的每一排人便站起身来，挡住我的视线，使我看不到决定性的进球。最糟糕的是离开球场时，发现自己被围困在朝出口推挤的腿阵当中——由发皱的长裤和泥泞的鞋子构成的一座漆黑、密不通风的森林……（对伊斯坦布尔的成年人）我宁愿认为他们一般都很丑陋、多毛而粗俗。他们太粗鲁、太笨重，而且太实际。也许他们曾对另一个秘密世界略有所知，可是他们似乎已丧失了惊叹的能力，忘了怎么做梦，这种残缺在我看来跟他们在指关节和脖子上、鼻孔和耳内长出的恶心毛发恰为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