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何难以摆脱过去？对帕慕克“呼愁”的社会学研究(10)

他们的目的是同时从两种传统中获取灵感——被新闻工作者粗略地称作“东方与西方”的两种伟大文化。他们可以拥抱城市的忧伤以分享社群精神，同时透过西方人的眼光观看伊斯坦布尔，以求表达这种群体忧伤、这种“呼愁”，显出这座城市的诗情。违反社会和国家的旨意，当人们要求“西方”时他们“东方”，当人们期待“东方”时他们“西方”——这些举止或许出于本能，但他们打开了一个空间，给予他们梦寐以求的自我保护孤独。（帕慕克，2017：109—110）
例如，历史学家科丘编著的《伊斯坦布尔百科全书》，完全摆脱不了西方的形式：他着迷于分类法，以西方人的眼光看待科学与文学（帕慕克，2017：159），但他的真正主题却是未能以西方的“科学”分类法来阐释伊斯坦布尔（帕慕克，2017：162），其中带着很大一部分伊斯坦布尔的“自我性”。这很大原因来自伊斯坦布尔自身的“异己性”或他者性，它是一种不同的文明形态。“呼愁”概念一方面意识到这一冲突和苦痛，另一方面却又未能完全标明出自我性，但它提出了一种警醒。这里面存在一个悖论：如果说“呼愁”代表了一种新的文明形式，那它同时也意味着旧有的文明在西化过程中的消失，而新的令人骄傲的文明还未能升起。
最后，呼愁也指明了现在和未来人们所背负的债务和应该履行的义务，即明晰化“不可见”部分，创造出一种新的认同关系，走向一种共识和整合，而不是在冲突中迷失自身。

电影《伊斯坦布尔，请不要将我遗忘》（Unutma Beni stanbul 2011）剧照。
呼愁、幽灵与记忆
幽灵具有在“生与死”之间、“可见与不可见”之间、权力关系中被压制性、“不可简化性”、哀悼/债务等诸多特征，其中前两个是它的核心特征。而“呼愁”作为一种具体化的“记忆幽灵”的表征，它显然具备以上几个特征，尤其是前两个特征。“生与死”之间，是奥斯曼帝国的生与死对于伊斯坦布尔人心理的影响，作为作家的帕慕克在这种生与死之间看到了一个记忆的幽灵，那就是“呼愁”，它是“两大文明冲突与交织的新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