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与端午的相遇，比想象中更曲折也更深沉(2)

2024-06-15 来源:旧番剧

为什么是五月五日？这就要提到端午文化的另一个民俗渊源：“恶月恶日”。“恶月恶日”指五月五日，早在《夏小正》中有这一日需“蓄兰沐浴、蓄采众药，以蠲除毒气”的记载，说明“恶月恶日”早在夏代就已滥觞。不过“恶月恶日”真正的影响在于其如魔咒般的习俗。五月是毒虫疫病横行的月份，“暖气始盛，虫蠹并兴”，在医疗水平及公共卫生尚不发达的时代，此时出生的孩子本身就不容易存活，同时更会给母亲带来巨大的危险。孙思邈《千金要方》载“凡妇人因暑月产乳，取凉太多，得风冷，腹中积聚，百疾竞起，迄至于死，百方疗不能瘥”，王充《论衡》言：“五月盛阳，子以生，精炽热烈，厌胜父母”，在中医观念中，妇人在产褥期极怕着凉，往往“浓铺褥，遮围四壁，使无孔隙”，这样的状态一旦遇到炎炎烈日，其痛苦可想而知，在漫长的岁月中，这一恐惧演变成集体意识最终固化成习俗，就不足为奇了。
文化中的“扶阳抑阴”与生活中的驱邪禳灾相结合，自然将人们的视线转向药，《夏小正》中便已出现了“此日蓄药，以蠲除毒气”的传统。而这一天采的药也果然有奇效，陈元靓《岁时广记》引《琐碎录》言“五月上辰及端午日、腊日、除日前三日合药，可久不歇气味”，于是五月伊始又成了采药、配药的良日。汉代夏至与五月五日逐渐融合，至西晋“端午”一词首次出现于西晋周处《风土记》时，“端午=夏至五月五日”这一“端午等式”已基本成型。
这种印记直到明清时期依然强烈，很多地方志往往把端午习俗置于“夏至”这一条目来记录，如明代《绍兴府志》载“夏至……率数十人共一舟，以先后相驰逐”，这一融合过程恰能与寒食节与清明节的合一呼应。
也因此，褪去龙舟的热闹、粽子的香糯，端午的“底色”归根结底还是求一份岁岁平安。薰苍术、饮雄黄、蓄兰沐浴、挂五毒幡、给孩子手臂上系“长命缕”……这些习俗都以祛病除灾为主，而且大多源于比屈原还古老的世界——而屈原与端午的邂逅，在漫长的历史中更像是一场姗姗来迟的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