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与端午的相遇，比想象中更曲折也更深沉(3)

朝鲜半岛、日本自古使用中国农历，在这一历法体系中，也不由得他们不重视夏至与五月五日这两个特殊的日子，因而谱写出端午的另外两种可能：“江陵端午祭”和“男孩节”。恰如屈原这个“中国式”的意外，缔造了中国今天的端午。
在没有屈原的朝鲜半岛和日本，端午变成了另外一番模样。那在中国，屈原与端午的邂逅又是什么样的呢？
《荆楚岁时记》《风土记》中虽然提到了龙舟和粽子，但并未提及屈原；直到南朝，屈原才与端午“牵上线”。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中言: “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贮米投水以祭之……今五月五日作粽，并带楝叶、五花丝，遗风也……楚大夫屈原遭谗不用，是日投汨罗江死，楚人哀之，乃以舟楫拯救。端阳竞渡，乃遗俗也。”
《续齐谐记》本是志怪小说集，正史对屈原逝世日期语焉不详，从屈原绝命词《怀沙》的内容直指孟夏时节来看，屈原可能逝世于二月至四月，但不可能于五月五日投汨罗水。“端午为纪念屈原而设”的论断，自然难逃古代史家的法眼。
考虑到文献记载与历史相比往往具有滞后性，屈原与端午的“邂逅”很可能发生于六朝时期。不过这一“邂逅”并不唯一，在不同地区，端午还有纪念勾践、曹娥、介子推、伍子胥的传说——于是中国端午的问题其实不是为纪念谁而设，而是人们为什么选择了屈原作为端午的纪念对象。
然而这很可能又是一个“伪命题”。相比于其他“竞争对手”，屈原的道德品格、气质才华的确更容易得到古代士大夫阶层的青睐，但这个前提是中国古代端午确实以纪念屈原为中心。但事实上却是，端午习俗直到明清时期依然以祛病除灾为主，借各类药物驱除瘟疫的期冀，要远远大于纪念屈原的诉求。
《续齐谐记》中楚人“投水以祭之”的故事纵然为真，也只是屈原与端午之间一场很偶然的“邂逅”，而屈原与端午真正“结缘”的历史，不过百年。
1940年，在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岁月里，郭沫若、老舍等文学家依俗将“屈原殉国日”设立为“诗人节”加以纪念，并在第二年于重庆举行了第一届诗人节大会。节虽名为诗人，但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这一节日起到了很好的鼓舞士气的效果。
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化再构建，屈原与端午之间的联系已经在大众视视野中生根发芽。1953年屈原被列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同年《文艺报》在社论《屈原和我们》中更将屈原的形象推向高峰：“爱国主义精神，以及由这些而来的人格上的感人力量，两千多年以来，他一直感动着我国人民。在艺术上，他也影响了我国文学两千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