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与灵媒：一个江南村落里的平行世界(14)

事实上他们并非不知道自己身体遭受的苦难背后的社会根源，只是很多时候他们无力解决，而当这种无力成为日常，那他们又该如何在这种日常里继续带着希望生活下去？也是因为通过他们的这种主体性视角，我的研究才最终将九里村的疾病观念呈现为了一套地方性知识体系。受此启发，田野调查期间我一直在思考，如何捕捉到较为完整的日常生活，而非仅仅是片段式的疾痛叙事。只有沉浸式地生活在当地的文化语境中，我们才有可能看到真正的社会文化建构下的疾病的各个方面，继而获得一个较为系统性的理解与阐释。如果说“躯体化”是让身体隐身，让位于社会问题，那么我的研究应该是尝试重新把身体调回前台，让它来讲述自己的故事。

《疾痛的故事》， [美]凯博文著，方筱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2月。
新京报：最后一个问题，贯穿整个研究，我注意到你在不断重申，上述这些常常被当代人归入“迷信”的鬼神观念背后，其实是某一地域内人们千百年传承下来的生存智慧，值得正视与思考。不过，你会担心一旦矫枉过正，这种“正视”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吗？
沈燕：其实之前也有人问过我类似的问题，觉得我好像是在为封建迷信代言。不过，我个人不太会有这种矫枉过正的担心。
首先这一现象本就是存在的，它本身就是在不断变化中传承下来的，是世世代代的村民们自主选择的结果，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力量可以左右的。其次我这里的“正视”一方面指学术研究下的“正视”，另一方面是针对那些一概漠视，特别是鄙视这些“封建迷信”的人来说的。对我来说，我的正视就是尝试去理解并写下村民们的所思所想，呈现出他们真实的生活日常。我没有宣扬也没有贬低他们的这种生活方式。不过我承认可能因为我是局内人，里面提到的很多人都是我的亲人，所以会带有情感地去描写一些场景。但同时我也在书里提到了我内心的理性与感性之争。
此外，就像我之前提到的，其实科学知识和生存智慧并不对等，我们不能以科学知识的眼光来批判生存智慧，而是应该尝试将之放到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下去理解它存在的逻辑，而理解也并不意味着认同，更多的是一种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