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与灵媒：一个江南村落里的平行世界(13)

这种常见的误解，和民俗学本身的发展历史也是相关的。民俗学学术史上有过“民”“俗”之争，对民俗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等都进行过探讨，批判了以往只见“俗”不见“人”的研究路径，简而言之，民俗研究经历了由研究“俗”到研究“人”的转变。也是基于此，现在的民俗学才可以与当下的社会问题接轨，以平视的姿态，转向日常生活的研究。
此外，我想这种误解也和传媒时代民俗专家的频繁出镜相关，因为他们出镜的时间或是在某些传统节日，又或是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场景中，由此也就加强了民俗学与过去、传统的关联，以及你说的这种“博大精深”的标签。说到这里，其实我觉得另一个问题更值得重视。我在九里村田野调查时发现，很多民众作为民俗的传承者，他们对自己所持有的地方文化没有自豪感，甚至认为那是封建迷信。在地方文化中，他们是失声的。就像在一些非遗中，很多原本真正的非遗传承人被湮没一样。当外界的、专家的声音大于局内人或当地人的声音时，这一现象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湖墩庙里的求签筒。图片出自《假病》一书，出版社授权提供。
新京报：美国医学人类学家凯博文在研究中国文化语境下的疾病时，曾提出“躯体化”的概念，认为中国人惯用身体化的术语来表达个人和社会的痛苦，导致疾病可能会成为社会问题的隐喻。你在书中表示了对这一观点的怀疑，可以具体谈谈你的考虑吗？
沈燕：首先我声明，我本人其实非常赞同，也很喜欢“躯体化”这个概念。它让我们看到身体的生成性、复杂性，同时也让我们意识到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些表达背后可能隐藏的深意。我想这都是他者视角才更容易看到的问题。
至于我对这一观点的怀疑，其实是源于我自己在研究时遇到的困境。这个概念自然也可以用在我的研究中，村民们的疾痛叙事背后自然有很多社会问题的隐喻，比如他们在中老年时期常见的腰酸背痛，跟他们长年来机械式的重复的体力劳动紧密相关，再比如村落里愈加常见的癌症，许是和工业化进程中的环境污染有关。但是除此之外，我更想看到村民们的主体性，他们如何解释自己的疾痛，又如何去应对这些疾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