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与灵媒：一个江南村落里的平行世界(5)

病还分“真假”？
乡村疾病观下的生活秩序
新京报：在这本书中，你关注到了“假病”这个现象。当地村民有一套自有的方法去判断得的病是“真病”还是“假病”，“假病”往往来得突然，不舒服却说不清楚，而且现有的医疗手段是失效的。你提到，这背后反映的是中国人的身体观念中既包含着实体性的身体，也包含着灵性的身体，可以展开谈谈这种二元的身体观吗？
沈燕：我想从两个层面来谈谈二元的身体观。首先是身体观本身。二元对立的身体观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在柏拉图看来，肉体禁锢着灵魂与思想，是需要克服的对象，到了笛卡尔这里，肉体与心灵则分属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且肉体无足轻重，心灵才是追求真理的必需。直到尼采出现，身体才得到正视，且不再是知识与真理的对立面。也是基于此，后来身体也得以进入学术话语中，包括现象学、人类学、谱系学学术传统中都有了它的身影。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学术背景，我在研究中才会关注到村民们的身体，他们被文化建构的身体以及身体实践背后的理性。这也是要谈的第二个层面，也就是回到我这个研究中。对村民们来说，其实并不存在一个二元对立的身体观，他们的身体一直是身心合一的身体。当他们生病时，他们感知到的以及去治疗的往往并非仅仅是身体或者说肉身上的疾病，而且也包含灵性上的身体，比如书中所说他们的某种身体感或者病因里提到的家族的某种失序。
所以说，通过他们的身体实践比如寻医问药的过程，可以去探究他们的逻辑，并将这种与民间信仰相关的疾病观念看作一种地方性生存智慧。衍生出去，我们也可以说，九里村村民的身体观实则反映的也是我们中国人的身体观，即身体本就是一个整体性的身心融合的小宇宙，而且这个小宇宙还是与周围环境甚至宇宙时空融为一体的活生生的身体。

《近代中国的催眠术与大众科学》，张邦彦著，光启书局 |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11月。
新京报：在对“假病”病因的解释中，人们常常会借此去表达对生者的规训，或是叮嘱生者不要忘记逝者的祭日，或是转述来自家中长者的期待，比如“不要远嫁”等等，“假病”的发生实则是一个调节人与人关系的契机，其背后似乎是一整套的家庭伦理。那么，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下，近似于宗教的这种民间信仰和（家庭）伦理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