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八年，人鬼杂居的城市中，人民在生死考验面前保持风骨(3)

书斋中的邓之诚有所不知，平津两地已为此发生诸多惨剧：有的因为不挂日旗，家破人亡；有的因为旗子不合样式而遭逮捕，永无下落；有的门前悬挂日旗，户内阖家痛哭。报人罗隆基觉得时局严酷至此，“易帜”与爱国无关，无须苛责。
人们料到日本兵进城后，将对抗日分子进行屠杀，知识分子恐慌起来，停止救亡工作，烧去了抗战的宣言、传单、名册、书籍。抗日的学生离开了学校，潜入民宅，随时准备逃亡。
8月8日，立秋，微雨。在29军撤出后的第十天，日军浩浩荡荡地进城了。女诗人叶嘉莹当年13岁，她在影片《掬水月在手》中回忆道：“日本进城是从前门进来的，是堂而皇之就进来了……在长安街上，常常有日本的军车、吉普车，飞快地跑过去，他们在车上唱歌，唱《支那之夜》等占领者的歌曲。（真是）‘悲笳哀角不堪听’。”
北平人成了亡国奴。从此，上街必须躲避横冲直撞的日军车，不然一不留神，就做了轮下冤鬼。在茶馆酒肆，一时失言，就会马上被日伪汉奸安上个“反日分子”的头衔。即使在家，也过不得安生日子，随时可能有宪兵闯入，进行盘查。
开学第一天不讲课也不上课。因为学校还来不及印新课本，但是旧课本记着甲午战争，记着日本人的侵略，这是不可以的。叶嘉莹记得，老师要求学生把课本掀开，把某页到某页撕掉，把某页涂掉。
张北海是29军军官后裔，他在小说《侠隐》中写北平沦陷前的几天：“大清早儿还是有人遛鸟儿，茶馆儿大酒缸，全是人。白胡子老头儿，在街上走起来，还是迈着方步。”
张北海曾谈到这种描写的意味：“想想看，光是二十世纪，北京人就经历了八国联军，慈禧逃到五台山，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军阀混战。‘九一八’之后，东北涌进来无数学生难民，日本公然在东单广场实弹演习……与其说北平老百姓‘处变不惊’，不如说是‘见怪不怪’了。北京六百年帝都，老百姓早已给揉成一种稳顺，在各自本位上安分守己地生活工作。”
在小说结尾，张北海借美国记者罗便丞之口，与战火中的北平告别：“这迷人的古都，还有她所代表的一切……那无所不在的传统，那无所不在的精美文化，那无所不在的生活方式……我告诉你，亲爱的朋友，这一切一切，从第一批日本兵以征服者的名义进城，从那个时刻开始，这一切一切，就要永远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