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八年，人鬼杂居的城市中，人民在生死考验面前保持风骨(5)

小说从1944年夏动笔，至1949年完成，用洋洋百万字描写了小羊圈胡同祁老太爷一家和一众胡同住户们的沦陷生活。小说里，几乎所有美好的东西都被打碎了。最后，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抱着重孙女的小尸体，走向一望无际的埋葬之地。
“抗战第一，国家至上。”是老舍在抗战时期的宗旨，他在《八方风雨》中写道，“我只有一支笔。这支笔是我的本钱，也是我的抗敌的武器”。但对胡絜青来说，老的老，小的小，北平是虎穴，也得忍。
沦陷八年，“去”或“留”拷问着每个北平家庭。
作家沈从文起初有意与北平城共存亡：“我个人意思绝不与此大城离开，因百二十万市民与此城同存亡，个人生命殊太小也。”后来他接到教育部密电，便随北大、清华一些相熟教师撤离北平，同行的有杨振声、叶公超、周培源、朱光潜等，是较早的一批。
滞留北平的妻子张兆和在写给沈从文的信中感叹道:“入晚夜静，枪声时有所闻，城内尚安，奇怪的是西长安街的两大戏院却常常是满座。”
梁实秋听说自己上了日军的“黑名单”，写下遗嘱，死别妻儿。临走前，他流着眼泪对大女儿说：“孩子，明天你吃的烧饼就是亡国奴的烧饼了。”他哪里知道，往后孩子们连烧饼也吃不上，饿得直喊。与妻子程季淑一别六年，他得到一个结论:“在丧乱之时，如果情况许可，夫妻儿女要守在一起，千万不可分离。”
梁思成、林徽因在接到“东亚共荣协会”的请柬时，便知道安稳日子到头了。次日凌晨，他们叫醒了两个孩子，搀扶着裹小脚儿的母亲，匆匆离开了东总布胡同三号。梁从诫后来说，“我的父母也许没有料到，这一走就是九年。此时他们都年轻、健康、漂亮，回来时却都成了苍老、衰弱的病人”。
音韵学家罗常培本想在北平闭门做学问，但最终还是跟着最后一拨北大留守学者走了，同行的有李霁野、郑天挺、魏建功。魏建功认为，留在北平，要经受更大的道德考验；去大后方，路上虽然辛苦，心情反而是轻松的。
除了“殉国”和“南下”，“留下”是大多数人的宿命，他们不是不想走，而是各有各的无奈。
董毅是辅仁大学国文系学生，他在日记里羡慕那些南迁的同学：“当物质条件越来越坏”，“思想言论受挟制”，忍受生活与敌人的双重煎熬时，“走”的意念时时刻刻都酝酿在心头。但家道中落，“处在此种时局之下，万一有点什么事情，家里连个大一点的男人都没有，何况现在无处找钱”，只能留下。
董毅的校长、著名史学家陈垣也想走，但他又觉得自己是个读书人，一天也离不开书，抛下书库出走，就不能做学问了，划不来；同时又相信中国是个大国，历史如此悠久，决不会亡。思来想去，陈垣没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