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八年，人鬼杂居的城市中，人民在生死考验面前保持风骨(6)

对达官显贵、知识精英来说，“走”面临着亲情考验、经济考验，“留”则要经受道德考验。而对大多数百姓来说，北平已是交通中断、信息隔绝的“笼城”，他们无力出逃，只能偷生。
户籍资料显示，七七事变发生后两个月，北平市民总的户数、人口数变动不大，甚至略有增加。学生人口下降最多，走了两万人，占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1937年到1941年，包含日本移民在内，北平人口增长38万多，还一度造成房荒和租金上涨。
为什么在今人印象中，离开的反而居多呢？这恐怕和留在北平的羞耻感有关。战后，那些离开北平的，往往对自己舍家救国的经历，不断述说，而那些走不了的芸芸众生，却因为羞耻感保持沉默。如今，人们往往通过《四世同堂》等文学作品，才能去回望那段岁月。

1937年，北京守军手举大刀誓师。 安特生摄
何以自处
对那些被迫留守北平的学人，刚刚出任驻美大使的胡适勉励道：“鄙意以为诸兄定能在此时埋头著述，完成年来未完成之著作。人生最不易得的是闲暇，更不易得的是患难。”
好一句“不易得的是患难”，闭门著述是需要一定客观条件的，至少要有个安全的庇护所，还要有相对稳定的经济来源。当时的北平，哪还摆得下一张书桌？
北大、清华，作为中国最高学府，有着新文化运动旗手的荣光，在遭难时，也首当其冲。
七七事变时，正值假期，各校校长在庐山共商国是，北大、清华群龙无首。沦陷后，校长们由庐山转南京，奔走呼号，呼吁为中华保住文脉。
八月中旬，教育部发出撤退令，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师生口头传达：接到秘密通知后，设法出城，尽快逃离沦于敌手的平津两地，辗转赶赴湖南长沙，组成临时大学。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命令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天津北洋工学院（原北洋大学）三所国立院校于9月10日迁至西安，组成西安临时大学继续开课。
由于民国政府资金短缺，除天津南开私立大学之外，整个华北地区，包括燕京、辅仁在内的著名私立大学、非国立学校、私立文化科研机构，一概弃之不顾。就连梁思成、林徽因服务的中国营造学社，胡先骕主导的静生生物调查所，也属于“弃之不顾”之列，只能自谋生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