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文心：《读书生活》所呈现的1930年代的“小市民”生活

一场悲剧
1935年6月12日，上海工部局巡捕房控告一位55岁的职员岳霖谋杀了妻子和六个孩子。据当地报纸报道，岳霖是天津人，最近失业，存款也用光了。他跑了几次当铺，又试着向朋友、亲戚借了几次钱。这之后，他说服了妻子，把鸦片加在饭里，全家一起自杀。当晚，妻子和孩子们都死了，他却还活着。他完全心神错乱，随后跳黄浦江自杀，但被巡捕捞救起来。巡捕把他当作犯罪嫌疑人关进了监狱。
岳霖事件见报后，另一个张姓家庭也从大世界娱乐中心的六层顶楼跳楼自杀。这个家庭总共6人，包括1名50多岁的妇女，她30岁的儿子和儿媳，还有3个孩子，年龄分别为7岁、10岁、14岁。他们无一幸免，全部死亡。
除了他们的死，人们对这些家庭所知甚少。即使如此，他们的惨剧仍然触动了上海小市民的敏感神经。周方给杂志编辑写了一封信，被《读书生活》选取登载。他写道：“我的妻子读到了这些人的死，眼泪止不住流出来，我也流了泪。”这种震撼与惊慌很大程度上来自人们对两家财务状况的了解，也就是不久前，两家都算相当富足。岳霖一个月的收入超过100元。两个家庭都懂得未雨绸缪、节制开支，也都是体面的城市工薪阶层。周先生写道：“谁能想到他们竟然用这种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并且就连孩子们也一起带走！”
周方的妻子请求他不要丢了工作。她说：“你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你需要养家，你无论如何，必须处理好跟老板与同事的关系。”她自己则准备减少家庭开支，尽可能节约。她说：“这个月结束后我们就辞退女佣吧。我自己洗衣服和做饭，我们存钱应对紧急情况。”然而，最关键的是周方要保持稳定的收入，即使这意味着他不得不迎合上司，委曲求全。如果可以换来工作的稳定，再高的代价也是值得的。周方的妻子恳求他：“方，你要想想你做父亲和丈夫的责任，要想想这个家！”

1935年的上海街景
这些思绪使家庭晚间的气氛异常低迷。周方知道，在家庭的需要面前，他在职场上的自尊与人格只能放在第二位。“我看着三个孩子：摇篮里睡着的新生老三，地上玩着的老二，在灯下做作业的老大。”他们都需要他这个父亲，需要他来抚养。如果他失业，这些孩子宁静的生活就会破碎，想到这一点他就无法忍受。周方最后总结说：“我怎么能不理妻子的请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