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文心：《读书生活》所呈现的1930年代的“小市民”生活(2)

然而，即使他愿意牺牲自己的自尊与人格，他的工作就会安稳吗？当他把自己的决定告诉朋友时，朋友以嘲笑的口吻回应了他：“你真是婆婆妈妈的，你未免在杞人忧天了。在这样的时势，有了今日，你还能肯定有明朝么？得过且过罢！一切都要‘马马虎虎’，何必这样认真呢？人生是求快乐的，能快乐一天，就是一天，不要快乐中去想愁苦事，一切就快乐了。哈哈！节俭，连娘姨都不用省几个钱存到银行去罢！中国人开的银行倒了好多家，外国人开的也倒了啊！辛辛苦苦储蓄的几个钱，送到那里去，那才不值得呢！并且，现在的金融方面变动得太厉害，我们都是生意场中人，难道还不明白吗？今朝你存在银行里明明是一千元，你能保明朝不变为五百吗？哈哈！老弟！你还是不要想心事，得快乐时且快乐！啊啊，还有：时时要你的脾气放好一些，如果对于嫂子个人自然应该遵命才对。
假若说脾气好，就不会失业，那也完全是说谎。失业不失业，现在连‘本事’都不能决定的，有‘本事’有能力的人也一样要被老板撵出门，因为老板生意要关门，你有‘本事’，你对人和气，那有什么用处？所以，像我们这类小雀子，饿死就是饿死，能吃得饱一点，就不要想心思，还是穷开心的唱它一支歌罢！”
《读书生活》把周方的两段对话刊载在显要版面。编辑旨在以此说明两个家庭的自杀对上海小市民有着重要的意义。他们在两场悲剧中看到自己也有可能遭受同样的厄运。《读书生活》将重点放在工作的稳定性上，并将此与家庭的延续联系起来。小家庭的一家之主由于肩负养家的责任，沦为职场上的人质，他们将自己不但抵押给了工作，也抵押给了市场。这并不是说，传统意义上男性的自尊与独立人格已经不重要了。周方跟亲友的对话说明，当经济进入艰困时期，中产阶层节俭与勤奋的美德是不再能得到应有的回报的。无论自己的将来，还是家庭的幸福，个人都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都无能为力。
周方写给编辑的信不仅仅是对两个家庭的自杀的回应，其中对生命与死亡、责任与能力的讨论，直截了当地指向当时经济体制下上海中产阶层的惨淡前景。投书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中产阶层的经济美德是否足以维持一个小康之家？答案是不能，在现有的经济逻辑下，小市民们即使努力工作，也无法获得社会回报。如果勤奋、节俭的美德于事无补，那么普通的市民要如何自处呢？春天的小雀子如果最终会被寒冬的风暴吞噬，那么小市民们怎样才能挣脱这样的悲惨命运呢？在经济动荡的30年代，作为丈夫与父亲，一个人要怎么办，才能让自己的家庭免于冻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