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文心：《读书生活》所呈现的1930年代的“小市民”生活(15)

抗战前夕左翼关于都市小家庭的论述有几个值得注意的要点。他们将关注点从个人转移到家庭，他们不再谈个人的权利与幸福，转而谈家庭的生存与个人在其中的责任；他们搁置了五四运动以来追求个体解放的议题，而在小家庭的框架下建构了男性与女性对等分工的责任。
家庭关系中的伦理实践，这时候跟物质生活紧密关联起来。做个好父亲或丈夫，就要担负起养家的责任。做个好儿子，就必须赡养年长的父母。如果对上、对下做不到生活上的支撑，这不仅意味着物质上的艰难，也是道德上的亏欠和情感上的挫败。如果整个勤俭奋斗的阶层无法履行自己的家庭责任，整个社会必然要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家庭伦理实践中的物质性，再次把中国社会推向民主改造。
30年代，左翼知识分子将个人建构为道德与物质关系网的产物，以此为基础，展开了一系列对社会制度的批评。他们不仅强烈抵制资本主义经济的私有制和市场法则，也抨击了理想化小家庭概念在现实生活中的可行性。
家长已经不能保护他的家人了。与此同时，人们开始想象一个家长一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制度化的方式，大家长一般地为人民提供各种支撑与保护。这样的政府承担了家庭的任务。人们并没有舍弃家庭的纽带，而是将之与家人分离。透过政府的参与经营，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可以不再聚焦于批判性与知识性的自省，而转向一种融合了物质安康与传统美德的经济图景。
中国的现代经济在民国上海的社会与文化土壤中生根发芽。所承诺的现代性，包含了持续的繁荣与不断的发展。同时，在30年代经济萧条、大战一触即发的大背景下，战前的困境又激发了人们对安全与保障的渴望。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这些需求汇聚成了一种新的渴望，人们期盼一个理想化的政府，有能力像父亲、家长一样照顾每个人的幸福。30年代的挑战，使得无论是一家之主还是一个企业之长，都无力把道德与权威充分地结合在实践之中。有些人甚至做出背弃自己原则的事。然而一般市民对公正社会、美好生活的向往并没有终止。经过层层演变，上海的小市民们最后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上。

（本文摘自叶文心著《上海繁华：经济伦理与近代城市》，王琴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年6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