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文心：《读书生活》所呈现的1930年代的“小市民”生活(12)

徽州的金曼辉也有类似的遭遇。父亲去世的时候，他还是一个12岁的小学生。他被迫辍学，在叔叔的帮助下到了上海，成了一个徽商手下的学徒。金曼辉离家前的晚上，他母亲帮忙收拾包袱。金曼辉想带砚台、毛笔、纸和书。他还想带上唐诗精选和英文课本。母亲不同意，将这些东西拿出来。这些是文人用的，做生意不需要，带上这些只会让师傅生气。孩子立马哭了。他说自己宁愿待在家里，不想去当学徒。然而这样的抵抗是徒劳的，只会让母亲暗自流泪。没有了父亲，儿子能当上学徒已经十分幸运。第二天早上，叔叔接上他，交给了新师傅。金曼辉感觉孤独而沮丧，充满了恐惧和悲伤。
焦大秋是一位27岁的农民，在畜栏边的煤油灯下给《读书生活》写信。他讲述了父亲去世的那个夏天，也就是自己苦难的开始。那时他才16岁，还是一个中学生。这家人原有3间房、8亩地，但是父亲生病后欠了不少钱。为了偿还债务、养活母亲和4个弟妹，焦大秋只能下地干活。他抵押了土地，为父亲的债主做工。他的母亲和妹妹们也帮忙家计，只要有织布、洗衣、缝补的工作都接来做。即使如此，全家每天也只能吃上两顿饭。就这样，10年过去了。焦大秋看不到希望，他看不到这样辛苦的生活什么时候才能到头。
《读书生活》发行的两年内刊登了大量类似的故事。它们有着同一条叙事主线：父亲离世，熟悉生活方式就此终结。主人公背井离乡，由此开始寄人篱下的生活。这样的故事不断出现在杂志中，有效地将个人的际遇变成了整个阶级的写照。在30年代的文字表达中，“失怙”必然会导致“失学”。在父亲的葬礼上，母亲一定会和前来祭吊的男性亲属重新安排孩子的未来。失去父亲的孩子就此踏入新师傅的家庭。
师傅会和父亲一样行使家长的权威，但这是一种不同的权威。学徒和师傅之间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这种关系虽然建立在契约的基础上，但却会使少年失去自主权，由此低人一等。这种关系又由于建立在交换的基础上，本质上也是一种经济关系，因此在风云变幻的市场中尤为脆弱。一旦经济不景气，少年就可能丢掉学徒的工作，就此“失业”，在“失怙”“失学”之后，备受失去一切的折磨。
对于一个“职业青年”来说，即使有了师傅以及一份职业，也不能弥补失怙、失学带来的痛苦。《读书生活》详细描述孤儿面临的苦难，这些个人境遇进一步强化了小家庭的神圣性，凸显出家庭才是个人幸福的基础。
当然，这并不是说上海所有的学徒都是在丧父之后被迫进入这一行业的，也不是说所有的职业青年都面临失业——尽管生意与店铺都是起伏不定的行业。然而，前面的种种故事表现出上海小市民中弥漫着的一种潜在的沮丧与焦虑。《读书生活》这样的左翼杂志呈现出了这一现象，或在字里行间提醒人们这一现实。个中的人物感觉到自己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在种种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生活夺去了他们接受教育的机会，命运让他们失去了慈父的呵护，时局让他们的职业前景一片暗淡。30年代中期就是这样一个困顿的年代。小市民感到自己无依无靠，没有任何社会保障。他们不得不独自面对全球市场下的无常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