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文心：《读书生活》所呈现的1930年代的“小市民”生活(13)

通过洪水、干旱、饥荒、战乱、经济萧条等种种画面，《读书生活》呈现了恐惧、贫穷和绝望下的呼声。通过刊登读者的故事，它也让读者们意识到困境中的自己并不孤单。杂志不断告诉大家，形单影只的个人不会有光明的前景；资产阶级那种靠个人努力步入小康、跻身上层的美梦注定会破灭。对于寡妇、孤儿以及缺少保障的人来说，正直的品德、辛勤的工作都不能保证他们一定能活下去。没有人可以在时代的巨浪下独存，因为个人的苦难最终源于中华民族在帝国主义、全球资本主义下遭受的苦难。对于小市民来说，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团结起来，成长为爱国主义的战士，为保家卫国、反抗侵略而战斗。对于那些失去父亲的人来说，个人的悲痛已经毫无意义；现在必须站起来，作为爱国者，投身于激烈的斗争。只有献身民族救亡的宏业，才可能为自己争取一线生机。
生存与斗争
《读书生活》以明快的立场，让它的读者以及投书者毫无疑问地认识到，要走出困境就必须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又只有两个关键元素：生存与斗争。整个中华民族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没有人可以幸免。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职场的失意、个人的挫折再正常不过了，没有人需要对自己的境遇负责，也没有人能够真的改变自己的命运。除非中华民族得到解放，否则个人不可能改善自己的生活处境。个人的出路、家庭的幸福，跟民族解放的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读书生活》的编辑们告诉大家，这一简单而直白的真理，建立在社会科学基本规律的基础上，这也是所有人都必须了解的真理。因此，民族解放运动的第一步，就是唤醒广大小市民的意识，让他们在阅读和思考中意识到自身与民族的处境以及命运。只有当小市民从日常切己的生活出发，投身于以生活为战场的斗争，救亡运动才能聚集起更大的力量。
以自救为主题，早在《读书生活》之前，就在上海的通俗杂志中出现。邹韬奋主办的《生活》周刊，在小市民读者中引起广大反响，其主旋律就是自救。尽管前后相距不到十年，但《读书生活》重新界定了自救的内涵。《读书生活》反对将自救作为提高职业技巧和提升职场成就的手段。它聚焦于作为社会问题的失业，关注缺乏职业保障的现实，强烈质疑一般职员是否能够依靠能力、业绩、工作态度来改善自己的境遇。对于那些求职的小市民，邹韬奋给的基本建议就是以职场最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邹韬奋跟当时的许多社会改革者一样，着眼于如何在自我完善的过程中为个人找到出路。《生活》周刊跟《读书生活》都谈以自我的改造作为谋求幸福的手段。但是《读书生活》倡导的生活斗争，超过了《生活》周刊所支持的民族企业架构，进一步要求整个社会经济体制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