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文心：《读书生活》所呈现的1930年代的“小市民”生活(14)

邹韬奋主办的《生活》周刊
那么，面对那种让周方以及他的妻子感到触目惊心的家庭自杀悲剧，普通人该怎么反应呢？在30年代经济萧条的大背景下，普通小市民又可以做什么呢？《读书生活》指出，周方的妻子和朋友都表现出“小资产业主的狭隘自我中心观”。周方的妻子就像老派的贤妻良母，相信只要具备节俭和顺从的传统美德，就能挽救她的家庭。周方的朋友则陷入了现代人的虚无享乐主义，这也是错的。在《读书生活》的编辑们看来，周方该做的，是做好充分准备，应对生活中不同的挑战。体力劳动难道真的就可耻吗？社会地位下降、沦为普通劳工，难道比死亡还要糟糕吗？为了避免让孩子们生活在社会中下层，难道就可以将他们杀死吗？回答显然都是否定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岳家和张家的悲剧固然是社会环境造成的结果，但两家人也都是错误思想的牺牲品。杀死这些家庭成员的，是其中个人落后的思想。
《读书生活》认为，群体高于个人。在这个时代大潮中，一个人“如蚂蚁一样微不足道”。即使一个人死了，大众的生活仍要继续。经济的大萧条对于小市民，就好像严冬中的“春天的小雀子”。小市民应该用新方式来审视这个世界，融入时代洪流中。他们要奋斗到底，让更宏大的群体生机勃勃。对于那些有工作和家庭的人，《读书生活》教导说：“你可以不站在最前线，但你必须加入这整个阵线。”每个人都可以训练自己，在每天的生活中磨炼出自己正确的观念。对于周方这样的读者来说，虽然这不能确保他工作稳定，但这会赋予他一种新的观念：即使没有了穿长衫的工作，也可以生存下去。
30年代中期，《读书生活》这样的杂志影响了广大市民的思想观念。1935年日本试图吞并华北时，上海小市民被动员起来参加了爱国运动，上海青年救国会是全国各界救国会中最活跃的一个分支。蚂蚁社誓言要建立“一支蚂蚁军队”来挽救民族于危亡之中，并吸收了一万多名成员。1937年7月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上海支部在会计师顾准的领导下（见第七章），参与组建了益友社，将文化和社会活动作为政治动员的阵地。这些组织在上海职业界与生活教育团体所建立的基础上，积极吸收城市职工、店员、练习生和学徒，让这些“蚂蚁”从家庭以及职场中走出来，建立新团体，开展爱国主义活动。他们成立了话剧社、合唱团、新闻俱乐部和读书会，这些活动进一步改变了上海小市民社会中运用知识、传播思想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孕育民族意识的正是人们在职场上的深深焦虑，伴随其发展的则是核心家庭内部的重重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