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文心：《读书生活》所呈现的1930年代的“小市民”生活(11)

那天下午，工人领了季度工资。工作三个月后，乔英的工资仅仅4元。她的老板以保管费的名义扣掉了6角。
回到家后，乔英把工资给了母亲。房东太太及时出现，要她支付3元的房租。此外，她还要求偿还2元的欠款。“母亲给她说了半点多钟好话，结果是给她三块钱才把她劝走了。剩下那一块钱就买了一点米买了一点油。两餐没有吃饭了，肚子饿得很凶。晚饭吃得特别多，一口气吃了三碗饭……母亲又想起了她年轻时候父亲在世的那种日子来。”

蚕丝厂里劳作的上海工人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乔英已经可以独当一面并负担母亲的开支，但她却没有流露出一丝一毫的自豪感。由于环境所迫，乔英不得不成为家庭的支柱。这个故事有明确的坏人——市侩的房东太太，以及管理工厂的老板。他们并不以真实的个体出现，相反他们代表了包租婆、资本家的典型形象。他们追逐自己的利益，而这正是整个经济制度预设的行为逻辑。作为家庭保护者的父亲去世后，家里的女人必须独自面对这个充满恶意的世界。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就此瓦解。女人可以支撑起家庭的开支，却无法改变人们心中的纲常。男性家长的去世，让母亲与女儿低人一等。正是这一点让母亲垂泪，让女儿无奈。
《读书生活》里还有许多其他的文章，都把父亲的死亡作为家庭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比如孙述之，他的父亲死于上海，他上中学、当教师的梦想也随之化为泡影。这时孙述之才15岁，刚刚在家乡上完了小学。他舅舅很尽职，来安慰孤儿寡母，承担起照顾这个不幸家庭的重任。他利用自己的关系，把孙述之安排在县城的当铺里当学徒。孙述之要学习做生意，不得不辍学。去工作的那天，舅舅承担起男性家长的角色，把孙述之带到当铺，并代表家人见证了拜师仪式。仪式和工作场所都是只给男人去的，孙述之的妈妈不能在场。她只能在儿子离开家的时候，泪眼汪汪地看着他消失在自己的视线中。随后的三年，孙述之每年只可以回家三次，从今以后，这个男孩的生活基本上就掌握在新师傅的手里了。
苑方栖13岁时，他父亲就去世了。他父亲是一个私塾老师、小学老师，后来成为一所公立小学的校长。苑方栖坐在父亲腿上趴在桌子上学习读写，他也是这所学校的学生。他希望长大能成为一个文人。由于父亲的去世，苑方栖只好辍学，在偏远乡下的一个酱油厂当学徒。从早到晚，都是忙不完的累活。如果晚上还有精力，他会阅读一些父亲写的文章，这是他珍藏的特别学习教材。他希望汲取知识，有朝一日能重新回到受教育者的行列。然而，苑方栖只能在私底下偷偷读书。学徒必须要学的是珠算和记账，“一定不能做的事情”是读文学作品和保持文学兴趣。尽管师傅一旦发现就又会大发雷霆，苑方栖还是冒着这样的危险，继续阅读着父亲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