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共济会”与现代科学的崛起：“无形的学院”(14)

把亚当·斯密渲染成“自由放任”思想理念的鼻祖，不仅割断了这个概念直接源于法国启蒙思想家的纽带，也遮掩了这个法语词的中国文化起源，是盎格鲁-撒克逊权术师们最擅长的一门国术：移花接木，将他人所有据为己有。
“自由放任”（Laissez_faire）这个概念并不是亚当·斯密首次提出，这个法语词是魁奈带领的“重农主义”学派的座右铭，是对中国哲学“无为而治”这个概念的直译，即遵循贯穿自然规律、循道而行。
如华夏文明之根《易》之所授，自华夏文明开启，往圣先贤们就为后世子孙留下了自由开放、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上礼尚往来的民族传统，传输了遵循自然规律进行市场自我调节的经济原则。基于这个文明根基，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第一篇就论市场自我调节的经济基础：“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不仅魁奈，其他诸多欧洲思想家也同样深受华夏哲学与经济思想的影响。如法国启蒙思想家与历史学家利克拉克（Nicolas Gabriel Le Clerc ）在其《大禹和孔子》》 （Yu le Grand et Confucius）中就督促欧洲人说，如果欧洲人想要取得重大的经济发展与进步的话，就必须仿效中国，并主张要象大禹治水那样，移除所有的商业壁垒，才能让商业得以最佳运行。
“自由放任”理念如是反映了十八世纪法国社会深受华夏“无为而治”等哲学思想影响而兴起的一股思潮。当时的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并无儒道之分，把当时盛行的儒家作为整个华夏文明的代表与缩影，魁奈被称为“欧洲的孔夫子”，都不足为奇。（参见：J. J. Clark 《Oriental Enlightenment》，1997， Pp 49）
亚当·斯密在陪伴亨利·斯科特周游法国期间深受魁奈及其代表的“中国风”影响，让市场的“自然规律”生效、只有当农民们免受国家强行干预时，农业才能被充分利用、民富才能国强等等，这些理念都深受中国的“无为而治”、遵循自然规律、民本、民生的治国之道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