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共济会”与现代科学的崛起：“无形的学院”(15)

从法国归国后的十年，亚当·斯密致力于撰写那本如今已成为经济学课堂上必提的《国富论》，并把这个“自由放任”（无为而治）理念融入自己的书中。该书最终于1776年发表。即使如此，直到十九世纪，即《国富论》发表近一个世纪后，“自由放任”这个概念才在英国开始变得流行。
“无为而治”是华夏文明之根《易》所承载的文明精髓要素之一，是货真价实的“自然法”。但在“西方中心主义” 重构人类文明史中，这个华夏文明要素却被西方信手拈来据为己有，并反过来编织“中国没有自然法”的谎言，继而被一些现代中国学者鹦鹉学舌地传播。实际上，“自然法”只能产生于华夏这样的文化土壤，而不可能在西方。
在“西方中心主义”历史重构中，有关“自由放任”的思想来源与华夏文明痕迹被有意保持缄默不提。同时被有意删除的，是魁奈作为“自由放任”经济学的欧洲鼻祖这个角色。为抹除中华夏文明的痕迹，魁奈这个纽带也必须被割除，取而代之的，是亚当·斯密独自一人被赤身裸体地搬上经济学神坛。
亚当·斯密的名字被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们大力推销，仿佛他是“自由放任”经济理念的“鼻祖”、“率先倡导者”。英国也由此摇身一变，成为“自由放任”经济理念的思想摇篮，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则成了天性拥有“自由”传统与“企业精神”的“优等”民族。中国反被妖魔化成 “封闭、独裁、专制而落后”的代名词。
当今中国某些学术精英被严重精神殖民（或不学无术，或兼而有之），其病入膏肓的程度令人不寒而栗。一个典型例子就是2017年英国《经济学人》杂志高调渲染报道来自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几名地位显赫的著名学者联手英国牛津大学进行的“经济史研究”。这些地位显赫、名声在外的学者滑天下大稽地声称，欧洲在工业革命前数百年前的中世纪，人均GDP就已经超过中国，并得出一个结论：欧洲的“富有”和中国的“贫穷”是因为“制度的不同”。傻瓜也能读懂他们的言外之意：欧洲制度优于中国。

究竟何人、什么势力在掌控着中国学术界的话语权、在教育中国的下一代栋梁、在承担中国社会发展与经济政策制定的决策“智囊”重任？